一

我至今仍然对三年前曼德拉逝世所引发的全球媒体建制派的极度亢奋记忆犹新。如今看来，那铺天盖地的悼念竟像是挣扎着想要抓住一个时代的尾巴，一个属于这些“世界公民”的光辉时代的尾巴。

从纽伦堡审判到柏林墙倒塌再到“全球化”时代的开启，道德和解、形式正义、身份政治的理念盛极一时，国际主流媒体以及围绕在其周围的文化精英是承载这些政治正确和“同一个梦想”的中坚力量。他们左右开弓，一面拒绝正视自由经济对社会的撕裂，小心翼翼地维系中产阶级脆弱的安全感；一面又坚持着对保守派的鄙夷和拒斥，以自诩的进步姿态看护多元认同的价值观。在对曼德拉、哈维尔，甚至戈尔巴乔夫大力追捧的同时，他们也忘不了对查韦斯和卡斯特罗进行一番恶意的数落。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如今占据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明星突然变成了唐纳德·特朗普、奈杰尔·法拉奇、贝佩·格里洛、马琳·勒庞、欧尔班·维克托、雷杰普·埃尔多安，当然还有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显然是一个自由派媒体精英十分反感的“黑名单”，却意外获得了社会中下层的广泛支持。一直以为脚踏大地、引领众生的世界主义者们，蓦然发现自己竟已是悬置空中、自说自话，淹没在群众（民粹）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查韦斯

世道的变幻让人唏嘘不已。2016年全球政治氛围的转变应该成为国际传播界反思和回应的总问题，它已经被媒体和学者反复界定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点。从全球主流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阶段的开端恐怕不是一般认为的1989年的“Falling Wall”，而是1946年落下的“Iron Curtain”。

冷战的开启，以及随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文明秩序面临的危机可以看作是战后文化建制派形成的历史条件。此时“天定命运”的担当者既要对付国际上反殖反霸的民主呼声，又要对付国内追求多样平等的人权抗议，必须找到一个政治正当性的突破口。老牌帝国主义的强权弹压和旧时文明等级的反动观念都无力应对当时的国际传播局面，用“现代化历史观”和发展话语统合西方阵营的外部世界，同时向少数群体做出必要妥协，促成一个身份认同上包容和解的局面，这看上去是一个十分完美的战略选择，也内化成了众多媒体知识分子真心秉承的价值观。

如果要书写一部战后的国际传播历史，那么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应该是以上这套全球文化秩序方案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实施的历史。建制派媒体是这个国际传播工程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当然还有文化教育领域所涵盖的方方面面。

到了二十世纪晚期，对全球市场经济、世界公民社会和传播技术进步的倡导可以被看作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秩序顺应历史条件变化的延续和发展。这些在我们时代被广泛赞誉的“政治公理”不仅稳固了金字塔顶端的权势集团，创造了经济上的巨大分化，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分裂了社会的中层和下层，使他们产生了政治话语上的深刻隔膜。终于，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这两个发生在同一年的危机事件中，文化建制派与社会底层的全面脱节戏剧性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社会基层群体在全球化中所遭遇的困境无法在媒体和知识精英的传播活动中得到重视，底层不仅自身缺少可以用来发声的传播资源，而且也失去了进步力量的代表。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分裂终究演变为一场对抗。连弗朗西斯·福山也清醒地看到："真正的问题不应再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在2016年出现，而是为什么它过了这么久才显现出来"。

弗朗西斯·福山

2016年的美国大选集中体现了这些变化。主流媒体在立场上的一边倒并最终尴尬地落败至少向我们证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媒体精英本身是西方政治建制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并不是超然于党派性的存在。这正是我提出“建制派媒体”这个称呼的缘由。他们可以以中立的姿态调节建制内部的争端，却不能容忍对基本政治共识的挑战。

第二，随着这轮保守主义加民粹主义的威胁，全球建制派媒体与他们笃信的价值观一起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如果再补充一点背景，那么传统媒体产业经营模式的衰落和社交媒体平台对内容产品分发渠道的垄断将使得建制派媒体存在的经济基础面临土崩瓦解。而离开这些社会矛盾调停者和政治正确的把关人，全球政治右转的局势很可能进一步加剧。

如果说以上危机局面是发达市场经济体内部纵向割裂的社会问题，那么在国际间的横向传播中，割裂的趋势也同样存在。让我们先从导致这个结果的经济基础说起。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2008年至今世界贸易与产值的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二战以来此类停滞时间最长的一次。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的分析结果更显严重：全球贸易的总规模在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也出现了停滞，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全球产值比例也在金融危机之后一蹶不振，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种种现象显示，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正在发生逆转。有了这个认识基础，我们便不会对孤立主义的突然兴起表现出多少惊讶。很多学者甚至放言：我们的世界正在慢慢告别多样一体、互为补充的全球化融合，重新进入一个区分敌友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