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变化高潮出现在1997—1999年。1997年11月，中共深圳市委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向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政府呈报《关于在我市镇级政府换届中进行直选试点的请示》，建议1998年在宝安区西乡镇和龙岗区布吉镇试行由选民直接选举镇长、副镇长，并计划于1999 年在全市各镇政府换届选举时全面推广两镇的经验和做法。广东省委委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把深圳的请示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回复是，深圳市的镇级政府换届选举工作还是应在现行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范围内进行。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批准进行直接选举的请示，但在1998年，其他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进行乡镇长的选举改革，其中四川省一马当先。这年3月，四川省委在巴中地区召开现场会，总结该区公推公选乡村干部的经验，要求把“群众参与、民主推荐、竞争上岗、承诺就职”的公推公选乡村干部做法推广运用到选拔乡镇领导干部上来。同年6月，四川省委又在成都召开会议，对改革乡镇领导干部选任制度进行了部署。9月，省委在《四川省乡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办法》第十条中明确规定：“推荐乡镇的某些领导职位人选时，还可以采取组织推荐、群众推荐、个人自荐与考试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在四川省委的推动下，从1998年底到1999年初，该省掀起了一次公选乡镇领导干部的高潮。这股改革乡镇长选举办法的浪潮也波及其他省份。据不完全统计，从1998年5月到1999年底，至少下列地方出现了这样的选举：

● 四川省南部县79个乡镇（1998年5—12月）

● 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保石镇和横山镇（1998年5—11月）

●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南城乡（1998年12月）

● 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1998年12月）

● 四川省绵阳市11个乡镇（1998年11月—1999年2月）

● 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1999年1—4月）

● 山西省临猗县卓里镇（1999年4—5月）

● 河南省新蔡县孙召乡和佛阁寺镇（1999年12月）

表2—4比较了1998—1999年间和2001年以后出现的个案在选举方式上的异同。

表2—4比较了1998—1999年间和2001年以后出现的个案在选举方式上的异同

先说1998—1999年间出现的个案。在提名方式上，除卓里镇外，都扩大了参与范围。在8个地方里，有3个地方允许个人主动报名参选乡镇领导职位，有5个地方鼓励选民举荐候选人。有些论者十分推崇所谓“海推”，即允许选民不受限制地直接提名乡镇长候选人，似乎只有将提名权毫无保留地交给选民才是真正的“民主”。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海推”包含着被少数人操纵的潜在危险。例如，在只有5 259位选民的大鹏镇，就有76人获提名，其中获100票以上提名的只有6人，平均每名被提名人得票692票。由于票源分散，如果个别人意图操纵选举，他们只需稍下功夫，就可以超过其他被提名人的票数而“名列前茅”。保石镇和横山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那里连选民举荐都被省略了。结果，虽然设定了报名条件，这两个镇还是有181人报名，179人资格审查合格，平均每个镇有近90名候选人。步云乡的做法比较好，它规定个人可以自由报名参加竞选，但须得到选民30人以上联名推荐；而且，每一选民只能提名一名候选人。由于存在这些合理的限制条件，步云乡一共只提名了15位候选人。事实上，类似步云乡这样的提名“门栏”，在所谓“民主”国家是普遍存在的。

当被提名人太多时，就有必要设定某种机制来进行筛选，以便确定初步候选人。保石镇和横山镇的做法是对所有被提名人进行笔试，考核他们在邓小平理论、市场经济、法律常识、时事政治、农村工作等方面的知识水平，然后依笔试成绩确定竞争每一职位的前6名作为初步候选人，似乎是在借鉴中国古代 “选贤任能”的理念。大鹏镇的做法则简单得多：将获100票以上提名且符合参选条件的5人确定为镇长候选人的初步人选。这种“票决”看似很公平，但前提是，提名过程不被操控。否则，“票决”可能成为罪恶的掩饰。在其他三个地方，为初步候选人把关的是县委组织部门。如在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南城乡，提名阶段产生8位乡长候选人、22位副乡长候选人，看起来很“民主”，但很显然，候选人太多了。由于南城乡提名不是像大鹏镇那样是经由选民投票，所以计算谁得票多少是不可能的。这时，南城乡党委介入了，它首先从乡长被提名人中挑选4名，从副乡长被提名人中挑选15名上报县委组织部，组织部又进一步筛选，批准3人为乡长初步候选人，8人为副乡长初步候选人。在四川南部县的79个乡镇以及河南省新蔡县的孙召乡和佛阁寺镇，初步候选人也是由县委审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两个地方，县委审定的名单依然为选民预留了比较大的选择空间，南部县平均每个乡镇有872个初步候选人，孙召乡和佛阁寺镇分别有8人和7人作为初步候选人，比南城乡选民有更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