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对“同命不同价”的审查建议，来自安徽宣城的一位普通居民方诗敏。2018年2月，方诗敏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写了一封整整7页A4纸的信。

收到信后，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按照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相关规定，先后征求最高人民法院、法工委民法室意见。经审查研究，法工委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函，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完善相关制度，并及时向方诗敏反馈了审查研究结果。2021年1月的报告中，法工委对有关建议进行了说明。

2021年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也有一起由公民提出的地方性法规相关规定与宪法相关规定不符的审查建议，内容涉及强制亲子鉴定：

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有关行政部门为调查计划生育违法事实，可以要求当事人进行亲子鉴定；对拒不配合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有公民对上述规定提出审查建议。

法工委审查认为，亲子关系涉及公民人格尊严、身份、隐私及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公民基本权益，受宪法法律保护，地方性法规不宜规定强制性亲子鉴定的内容，也不应对此设定相应的行政处罚、处分、处理措施。

梁鹰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合宪性审查工作得以稳步推进并取得突破，除了中央高度重视，也源于公民在提出建议时直接将违反宪法作为他们提出审查建议的理由，其建议审查的法规和司法解释中也的确含有涉及宪法规定和公民宪法权利的内容。

“换句话说，公众对宪法和对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认识也在逐步增强。”梁鹰补充说道。他表示，过去一年（2020年），合宪性审查取得重大突破。社会各界提出的合宪性审查建议达上百件之多，是以往没有过的。

2021年12月3日，安徽省合肥市第三十八中学开展“宪法晨读、与法同行”活动，迎接国家宪法日的到来   图源：IC Photo

“和西方国家比，中国合宪性审查形式要丰富得多”

据王锴介绍，合宪性审查制度在立法法、监督法等法律中都有体现，但这一制度的加速落实是在十九大以后。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人大专门委员会设置，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

这是合宪性审查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

“这意味着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开始从书面走向实践。”王锴表示。

2018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同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宪法室正式成立。

这两个新设机构有一个相同职能：推进合宪性审查。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张翔2019年2月对法制网指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可以说实现了1982年宪法起草以来学界一直呼吁的设想，那就是希望能有一个专门的合宪性审查工作机构；而宪法室的成立，可以从工作机制上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供服务保障，,是一项很积极的举措，十分有意义。

李晓兵认为，从近几年党的文件来看，一直就提倡要把合宪性审查制度化，同时探索工作机制，到现在已经进入实践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步子走得还是挺大的。”

王锴指出，合宪性审查的突破还体现在程序上，“合宪性审查分为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事先审查，即审查立法起草审议中的合宪性问题。今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事先审查的范围要从法律扩大到所有立法，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重要政策、重大举措等等，都要进行合宪性审查，可以说实现了全覆盖。”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内容截图

“事后审查，即审查立法生效后的合宪性问题，主要由备案审查来承担。这几年的备案审查成效也非常显著，已经发展成为‘四大系统、四种模式’。四大系统即政府系统、人大系统、党内法规系统、军队系统，他们都要对他各自负责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四种模式是指备案审查的四种方式，即依职权审查、依申请审查、移送审查和专项审查。”

在王锴看来，目前效果最明显的体现在依申请审查这部分，近年来申请审查的数量可谓“爆发式增长”。

法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二届全国人大到2017年年底，法工委五年来共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议1527件（其中2013年62件，2014年43件，2015年246件，2016年92件，2017年1084件）；2018年收到公民、组织审查建议1229件；2020年为5146件；2021年上升至6339件。

王锴还提到，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合宪性审查方式要丰富得多，“西方国家的合宪性审查是放在他们所谓的‘三权分立’的背景下进行，主要是司法机关来做这件事，所谓‘不告不理’，可以说是被动的。而我们的合宪性审查是在人民代表大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下，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负责，它的形式更多样也更主动，依申请审查只是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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