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意味着受访者们都认为在中国生活是件轻松的事；恰恰相反，中国的污染状况可能非常严重，一名希望保持匿名的学生声称在中国感染了霍乱。一些受访者表示曾在中国街头目睹家庭暴力，而路人却未出面干涉。在部分人眼里，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令人恼火；伊利诺伊州诺克斯学院的大三学生托妮·佐佐木曾赴北京大学留学，她声称自己回到美国后对“错过大量信息感到震惊”。

另外，中文也是一个问题。美国外事学院把中文列为美国人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如今在旧金山湾区工作的格雷格·莱文曾在霍普金斯-南京中心交流学习，他认为中文是“一门很难学的语言，不是单凭热爱就能学好的。”在这片国家和民族不分家的土地，即使你下定决心要掌握中文、融入中华文化，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美国华裔反映，尽管他们从小没有在中国长大，但中国人总认为这些“ABC”会说普通话。中国人对其他族裔的美国人十分好奇，显然不会把他们和中国人同样对待。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研究生雷切尔·迪森曾就读于中山大学，她计划今年搬去上海，她说：“一想到我将为之奉献知识和生命的国家永远不会完全接纳我成为其一员，我的心里就惴惴不安。“

留学生对在中国工作并使用中文抱有极大热情——但在他们步入社会后，这种热情逐渐冷却下来。总体而言，49%的受调查者目前在中国工作或计划毕业后去中国工作。超过82%的人表示他们已经或计划在工作中使用中文。然而我们发现，已经步入社会的学生往往不会给出肯定的答复，只有31%的毕业生目前在中国工作或未来计划去中国工作，而在读学生的这个比例为67％：

当美国留学生返回本土，比较两国的工作机会，认清现实生活的限制以及出国工作的风险之后，去中国工作的热情可能逐渐冷却下来。

美国学生并不特别看好在中国创业。我们没有让受调查者直接对中国经济发表意见——中国经济系统之巨大复杂，连专家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我们问受访者，如果必须选择的话，他们愿意把公司开在哪里。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GDP年均增长超过9%，正因为有着令人目眩的增长，中国经常被描绘成外籍人士的福地，只要你掌握了语言技能，就能享受遍地流淌的牛奶与蜂蜜。但在受调查者眼里，中国并不是创业的理想场所，至少目前还不是：

随着中国政府努力营造舒适的创业环境，这个数字可能会改变。但目前大多数受访者还是认为，在中国创业法制和知识产权方面的风险过高。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在中国留学的经历是值得的。在回答“中国之行是否值得你在时间、精力和金钱方面的付出”时，高达97.1%的学生和校友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中国留学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是灵活性和适应性。弗吉尼亚·霍金斯·沙尔夫与丈夫住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她说她丈夫每天都会被邻居的公鸡吵醒，直到有天想出个办法：让房东花30美元买了那只公鸡（天知道那只公鸡最终遭遇了怎样的命运）。芝加哥大学博士生安妮·雷布尔，曾赴清华大学交换，她说曾见到某场京剧表演到一半，麦当劳小哥戴着头盔、穿着制服进场给观众送吃的。沃顿商学院MBA学生迈克尔·佩雷斯2008年曾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中国访学。他被提名赴中国西部新疆地区展开研究，但拉萨3.14暴力事件导致该计划流产，所以他留在北京为一群来自新疆的汉族-哈萨克族学生当极限飞盘教练。这个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Air Kazakh飞盘队获得了2008年全国飞盘公开赛冠军。这四个人都认为，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对得起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当然，以上调查结果都不具有决定性。在样本选取方面，《外交政策》杂志主要依靠学校、非营利组织和校友会发放问卷和选取样本，受调查者填写问卷时完全出于自愿。与具有赴中国留学经历的所有美国人相比，填写问卷的群体对中国有更强烈的感受。然而，这个群体本身的多样性是有保障的，所以认同中国之行价值的观点以及对华态度的积极转变应该都具有代表性。

中美互动其实还反映出某些基本趋势。此次调查也向非美国籍留学生征询了意见，尽管他们的回答并未在本文中体现出来。一是叙事站了出来。荷兰学生劳拉·科博格2012年参加了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的暑期课程，她写道，中美两国学生都有活跃的宿舍文化和热情高涨的校园体育活动，这使来自荷兰的她感到陌生。2012年夏季奥运会期间，科博格写道：“美国和中国学生似乎通过篮球找到了共同的爱好。而我只好一个人看着荷兰体操选手爱普克·松德兰德在单杠上甩出Cassina+Kovacs+Kolman的G+D+F的三连飞夺得金牌，与我分享喜悦的只有一名中国保安，至少他换台耐着性子陪我看了几分钟。”科博格告诉记者：“本来我以为自己能很容易地指出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但现实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似之处令我惊讶”，虽然中国人和美国人时常“忘记”他们的许多共同特点。“美国的学术文化，”她写道，“已经深深渗入了中国学生生活的内核。”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外交政策》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