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读法学院时，曾在一门课上交过一篇论文，我在论文里造了一个词“trans-provincial muckraking”，“muckraking”的意思是耙粪，揭黑，新闻调查监督，但重要的是“trans-provincial”，我是想通过这个概念告诉当时的美国学者，你们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但我们事实上有，我们有一种比较独特的“跨省监督”，而互联网事实上改变了我们之前以地方为壁垒的信息传播机制，这对中国其后的社会发展来说是极重要的事。

第三，苟晶在1997年初次高考，这么说来，她大概出生在1978年前后，那个时代的小镇或县城青年是种什么状态，他们怎么理解外面的世界、生活的未来，我觉得这是法学者也不能完全忽视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理解苟晶及其所代表的一代学生，更具体地是来自农村地区的比较贫寒的女生，是一个法学问题。我大致看了一下苟晶的情况，六神磊磊有个分析，很有启发，也就是苟晶是被选出来的，根据是她是个老实人，不会反咬，因此作恶者会更安全。

如此的角色描绘，让我想起了“秋菊”，“秋菊”早已成为一个法学界分析的经典文本，但苟晶显然不是秋菊，从现在能看到的事实来说，她没有秋菊那股子劲，学习很努力，想要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但命运真降临时，或者说当她发现命运真相时，她也不争，无讼。某种意义上，“苟晶”，也是一个经典的文本，甚至可能更有代表性，在她这种类型下覆盖着更多的个人，生活在上世纪90年代的、出身普通乃至比较贫寒的农村女孩子。我们往往认为，曾经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保持着比较高度的流动性，高考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这个流动性，近年来开始慢慢在闭合。

前几年有本翻译出版的美国著作《我们的孩子》，很多同龄人读完后都觉得心有戚戚，心底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可以通过学习/考试改变命运的年代，但“苟晶”们的存在让我有所反思，这在何种程度上是我们的一种幸存者或成功者偏差，只是我们走了出来，包括没有碰上或被选中成为那个备胎。无论如何，现实中的苟晶撞上的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但背后是否还是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我回忆起来，作为一个90年代苏北县城的一个中学生，至少在我的初中时代，没少见有些女同学某个学期开学后就没有再出现，也在自己初三那年班上突然来了几个据说是要考中专的复读女生，她们的成绩高于我们，只是没有走上高中这条路，她们都去哪儿了，当家庭出生的贫富以及父母受教育并没有成为一种显著因素的年代，是不是性别扮演着某种筛选机制，这公平吗，又有多么普遍，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但这构成了思考中国法治变革的社会背景。

《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

[美] 罗伯特•帕特南/著 田雷 宋昕/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第四，法学研究者应当真正关注社会事实，包括在案件中所呈现的极细致的事实，尤其是在面对这种直击正义感之最底线的事件争议中，我们越要冷静下来，不轻易下道德判断，论是非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是非常廉价的，也不应该是我们学者所做的。

谈到这里，我还是要说自己非常喜欢读苏力多年前的一篇文章，是他对2002年夏天发生在陕西延安某城乡结合部的夫妻看黄碟案的分析，大背景当然是几乎所有的法学者都义愤填膺，警察所代表的国家公权力怎么猖狂到这种地步，要干预夫妻卧室里的那些事，但苏力却冷静细致地唱了一个反调——我不是说完全认同苏力的观点，但其中有些事实，比如当警察接到报案时就意味着看黄碟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他人，显然被大多数法学家无视了。

到目前为止，苟晶这个事件的事实并不复杂，看起来很清楚——当然，不排除反转的可能，在当前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事实有时候总是一波接着一波地到来，冒名顶替如果坐实，那相关人员都要面对党纪国法的惩处，这也正是部门法同事们所讨论的问题。但作为苟晶的大致同龄人，至少我和她一样参加了1998年的高考，当冒名顶替事件成为热议后，我也打开自己的记忆阀门，在高考中的舞弊绝非只有这种恶性的冒名顶替，我们那时候能听说，有种操作是让成绩拔尖的高二学生代替高三学生考试，上了考场，准考证上是被代考者高三学生的名字，但照片是代考者的照片，也有操作是已经考入大学的回来代考，操作类似，这都是我们当年曾听说过的。那时大概还流行着一种协议顶替，起因也许是考生对自己的成绩不满，他原本应当考取更好的大学，所以他可以复读，然后把自己今年的名额卖给另一位高三生。以上所述，都是我个人还能记得的曾经历的事情，放在一代人中间，都是极小概率的事件，但希望借此说明，我们必须高度关心事件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尤其对法律人来说更是如此。

第五，以中国人口之多，每年某个省高考人数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基数，故而即便是小概率事件，可能所影响以及波及的人口和家庭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在此意义上，在法律的天平上，是否存在什么社会性的考虑，要同个案正义之间有所平衡，恐怕也不是一个伪问题。被偷走的人生无法回来，侵权法以及刑法的救济也不可能恢复原状。“历史遗留问题”，恐怕恰恰不是法律形式主义的思考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简单一句“恢复原状”就能实现正义的，仔细思考，到底什么是“原状”，被夺走的到底又是什么，谁是案件争议的相关方……这些法治问题的解答最终都要求我们超越法律，至少是超越法条。某种意义上，苟晶事件以及更多的冒名顶替案件，对中国法制的意义，不在于我们当下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在于通过这些事件重返“九十年代”，从中发现某个在主流法学中被隐藏起来的角落。在此意义上，我们的研讨未必全都要抓眼球，某种方法要求我们让子弹飞会，等它凝固成型后，我们再来。

说到这里，似乎显得我对“九十年代”有一种价值上的批评，似乎那个历史时期因为种种原因存在很多社会阴暗面，曾经一度它们被视而不见，而现如今则一一被翻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给你们这个印象，那大概是因为今天所讨论的是冒名顶替事件，我们是经由这些呈现出来的恶劣事实来进入“九十年代”。严格说，我认为，“九十年代”的历史问题不是学者可以下论断的，我们可以讨论，可以有个人态度，但关键在于我们应当通过自己的研究去记取其中的某个阶段、领域、或人群，没有人可以拥有全能全知的视角，更不必说我在这里通过对社会热点的一知半解来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非要我说，在我看来，“九十年代”是一个生机勃勃、也野蛮生长的年代，那个时候，大部分人头脑中都相信某些今天看上去的天方夜谭，因此它也埋藏着很多恶的因素，但问题在于，每次记忆起那个阶段，我总觉得身体里有些东西被唤起，就好像我现在读双雪涛的小说，我当年的生活，完全不是东北沈阳铁西区的艳粉街的场景，但读到小说里的很多描写，我依然我觉得很熟悉。更何况，非要说起剥削、压制、凌霸、欺骗、侮辱这些“隐藏的角落”，哪个时代又没有呢？

写于2020年7月3号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