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中国劳动力转移并非因为存在工农劳动生产率差异，首先是因为农民失业，如陈廷煊（13）所指出的：1949—1957年中国只好在城市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和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扩大就业的政策，减轻失业。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根本不能在吃饱饭的前提下支撑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

到了1958-1963 年间“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先是出现大跃进时运动式手段带动的农业劳动力非正常地向城市“急剧转移”，随后又因出现经济困难和粮食大减产，发生向农业回流的“逆向转移”。到1964-1978年间，由于上一时期的非正常的“逆向转移”和经济问题，劳动力转移基本已经不可能了。结果分割城乡关系的招工制度和户籍制度形成，严格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实际是防止农业失业人口变为城市失业人口。

如下表所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在改革开放后成为现实，从而在吃饱饭的基础上实现了人口转移。（表3）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进一步支撑工商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下图（图2）。

从图2中我们看到，1978年农业不变价劳动效率为0.066万元/人，到1991年已经为0.129万元/人，约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5.4%。但是城镇化率仅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1年的26.37%。

中国真正的劳动力转移，发生在1992年后。1992年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都加速增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开始渴求新的劳动力，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证了农业人口减少的同时农业实现稳步增产，确立粮食安全自主的格局。这就在劳动力转移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架起来一座宽阔的桥梁。

到2011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0.561万元/人，1992-2011年年均增长率为7.9%，比1978年增长4.5倍。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相伴的，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1978年，中国第二产业不变价劳动生产率为0.454万元/人，第三产业为0.322万元/人；到2011年上升为3.082万元/人和2.372万元/人，分别增长5.39倍和6.37倍。结果是，农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1年的34.8%，城市化率达到51.27%。

上面的数字说明，所谓靠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工厂”实现中国高增长的说法很值得怀疑。且不说按陈廷煊报告的劳动力转移历史，廉价劳动力在效率不提高的状况下使用强力也不能完成转移，血汗工厂其实很难开起来，因为效率低下开什么工厂都是要倒的；只说农民工现在已经不愿意再回农村造成的农村空壳现象，说明农民工进城享受到的劳动效率提高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取消历史上的“剪刀差”带来的好处。

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动力是什么？原因有三：首先是人均资本占有的提高，也就是中国这么多年高投资带来了不断的资本深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农业生产中，机械化不断普及、农田基础设施不断增加、农药化肥投入和运输也不再是问题。同时，工业的生产装备也不断增加和升级，尤其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经历了重大发展。

第二，技术进步也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发展。工业经历的技术革命后面我们将会详述。这里特别要指出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对人口转移的支撑作用。徐加和黄祖辉（14）很早就发现：中国保证了一定的农业资金投入，提高了农业物质技术装备程度，促进了农业的广义技术进步。这使得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同时，保证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保证了中国劳动力转移基本上处于正常的、良性的状态。使中国并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用牺牲农业，以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的代价来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尽快转移的非良性现象。

第三，中国经济各部门中的管理和运营效率都大幅提升了。技术进步和资本增加当然客观上要求管理和运营效率相应提高，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是中国改革造成了制度的进步。改革首先使国企和民营企业一样都直接面对市场，参与竞争；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更是参与到全球竞争中，市场竞争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的战略管理能力。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国家成功的在战略上指导了企业的经营发展和管理运营水平的提升。

由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我们可以断言，随着城市化进行，农业人口势必进一步下降，直到农业劳动生产率赶上工商业。中国未来以农村剩余人口为基础的人口红利会消失。但这不等于与人力资本有关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因为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劳动生产率还将进一步增长。

中国未来发展以产业升级为主题，因此迫切需要的劳动力已不再是直接从农民转型过来的简单劳动力，而是经过系统培训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专业型劳动者队伍。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改造，到高端消费产业与服务业的长期成长，对专业型、技能型劳动者的需求极其庞大。因此，旧的低水平的简单人口红利消失了，新的更高水平的技能人口红利还有待开发，关键在于健全合理的职业培训体系，落实资金投入。

注释：

（1）: Bernanke, Ben S.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Homer Jones Lectur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St. Louis, Mo., April 14, (2005). 

（2）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选择，第4版，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2007，2014）。

（3）：史正富，2013：《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4）：参见：Rhode, P., 2002, “Gallman’s Annual Output Seri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34-1909”, NBER Working Paper, No. 8860. Gallman, R., 1985, “The U.S. Capital Stoc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41. Gallman, R., 1960, “Commodity Output, 1839-1899”, in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 Ed., “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3-72. BEA, 2013, NIPA tables, http://www.bea.gov。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2012：《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国家统计局，1999：《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5）：唐毅南，2014；《中国经济真是“粗放式增长吗”？》，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工作论文系列《真实经济研究》，No. 2014-01。

（6）Hicks，J., 1932, “The Theory of Wages”，London: Macmillan Press.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Rosto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Keynes, J.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9）：参见：Fraumeni, B., 1997, “The Measurement of Depreciation in the U.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7-23.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03, “Fixed Assets and Consumer Durable Goo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5–9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0）：对美国资本毁灭情况的具体分析参见：唐毅南，2014；《资本毁灭与优秀企业：为何中国投资效率好于美国？》，复旦大学工作论文。

（11）：史正富，2013：《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第一章，第18-22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2）Gordon, R. J., 2010, “Revisiting U. S. Productivity Growth over the Past Century with a View of the Futur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834.

（13）陈廷煊，1999：《城市化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

（14）徐加、黄祖辉，1992：《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经济问题》第12期。

（15）史正富，2013：《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第四章，第100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