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不过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唐毅南博士近日发布文章，对这一观点提出全面质疑。他认为，“粗放型增长”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认为，中国经济的特征是“高投资，高能耗，低效率，低技术进步”的“两高两低”，和由此而来“高增长，低消费”，然而经济学界并未确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型”增长。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效率、劳动生产率、TFP(技术进步)及消费增长率等几个主要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没有依据。

文章在《学术月刊》发布后引来很多学者的讨论，有肯定也有质疑，比如北京大学霍德明及刘国恩等学者就认为，唐毅南用来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资本产出比（产出GDP除以投资），没有对资本和投资做出区分；另外这一指标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引用讨论，唐文对经济学家早年关于此项指标的讨论缺少关注。

尽管如此，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关系到我们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大势的判断和定性，以及对未来发展能不能给出恰当的决策。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特别编发此文，供读者思考讨论，也欢迎对此话题有研究的读者来稿交流。全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此文为上。】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然而，金融危机以来，以美联储前任主席伯南克为代表的“再平衡”理论，把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归结为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要求中国经济向西方式的消费经济转型（1）（注释在文末，以下同）。

国内受西方经济学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2），在金融危机后已经难以为继，需要立即转型。大众传媒和决策机构似乎也接受中国“粗放增长”的理论， 政府官员多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粗放型增长”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认为中国经济的特征是“高投资，高能耗，低效率，低技术进步”的“两高两低”和由此而来“高增长，低消费”。然而经济学界并未确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型”增长；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生产率增速是很高的。

在史正富新著《超常增长》（3）中，就资本效率、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消费增长率等指标进行了诠释，初步否定了“粗放增长论”的依据，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进行更具体深入的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效率

“粗放增长”论的第一论据就是中国高投资、低效率，投资效率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高投资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人就低效率给出可靠的事实和数据，有的只是口口相传的说法。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究竟低不低？我们通过事实和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衡量经济增长效率，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1.生产中资本投入的效率，即投资效率，可以用资本产出比这一指标来度量。2.劳动投入的效率，可以用劳动生产率度量。3.劳动与资本结合方式的效率，这往往反映技术进步与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学术上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代表。我们下面就首先对这些指标进行考察。

下面，我们先考察投资效率。

中国的投资效率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要评估投资效率，首先要解决用什么指标来度量的问题。在本节中，我们先使用资本-产出比这一指标，而对于学术界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媒体爱讲的GDP能耗等指标，则放在后面讨论。

首先考察资本-产出比是因为这是最直观易懂的指标。简单说，资本产出比就是投入资本量与其带来的产出量之间的比值。即每单位产出所需要的投入的资本。例如，当存量资本产出比是3时，代表每3元存量资本能产出1元GDP；而当增量资本产出比是3时，表示增加1元GDP，要有3元投资。所以资本产出比越低，代表投资效率越高。

当然，资本产出比看似简单，计算上却不容易。首先，它有存量和增量的不同。存量资本产出比和增量资本产出比本质上面没有区别，而计算方法却有很大不同。

按资本存量计算资本产出比时，为了估计存量资本的价值，需要统计初始资本存量、投资品价格指数和折旧率等一系列参数，计算十分复杂。而按增量计算时，投资和经济增长则都比较容易核实，计算简便。

我们比较了两种方法计算的资本产出比，也发现其反映的现象和趋势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再区分存量和增量的概念，用每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额计算资本产出比。其次，从投资到形成产出会有一定时间的滞后，当年投资也许要明年及后续几年才陆续形成产出。在本文中，我们把投资与产出的滞后放在一年，采用不变价计量投资与产出。

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对考察期划分时段，计算一定时段中的资本产出比的平均值，即用这一时段中发生的投资总额除以该时段的GDP增长总额。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经济不稳定和计算方法缺陷所引起的年度计量困难就不存在了，而我们得到的结果可以比较准确的反映一段时期中资本运用的总体效率。这也正是本节所要面对的问题。

投资效率的高低不是绝对的，而是要放在具体的时空中才有意义。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无法套用资本产出比进行比较效率高低；即使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产出比也必然不同。为此我们必须将资本产出比的记录放在具有可比意义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观察与分析。在这当中，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原发国，美国作为第一个从跟进国变为前沿国的国家，日本作为第一个成功赶超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第一个东方国家，应该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意义。但限于资料问题，我们较多的把中国与美国对比，兼顾英国与日本的情况。

对于中美两国，因为工业化的起步与推进时期不同，即美国工业化的基本阶段先于中国上百年，所以我们就必须注意两国数据与历史时段上的可比性。下表对原始数据大致发展阶段做了汇总。（表1）

显然，从各个阶段比较，都是中国的投资效率显著优于美国。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实际是1952-1979年）的经济发展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实行了后发国家普遍的赶超型大推动战略。

经过1949年后的3年恢复时期，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中国一步进入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由于重工业投资规模巨大，理论上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应该比较高，但是把这一时期（1952-1979）的中国与美国相比，不论是与美国同期还是历史上的同一发展阶段比，中国投资效率都优于美国。

其中，1950-1979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为4.93，比美国同期这个被称为黄金增长时代的资本产出比（5.01）还低。也就是尽管当时的中国工业很落后，但同期增加1元GDP中国要比美国少投资近1毛钱。若与美国历史上大规模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这一可比阶段（1869-1908）进行比较，则中国的资本产出比（4.93）比美国可比阶段的6.94低2.01，相当于低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