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之初到目前（1975-2015），中国的总和生育数下降了48.5%，同期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的分别下降有50%、47%和50%之多。这三个人口大国无论从文化传统还是宗教信仰，历来都是相信多子多福的。即使是香港和新加坡，汉族华裔居民占其绝大多数，1975-80期间的总和生育数原本就低，到2015年也分别减少了16%和33%。

如果说妇女掌握人口再生产的主导权，致使出生率锐减是举世普遍的现象（即便穆斯林社会也是趋势明显，例外的唯有非洲国家），除了其他的进步（下文中我们会论述）外，医疗健保和社会福利的进展大幅度降低了初生儿的夭亡率，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人类尤其是母亲靠多生以补偿孩子易夭折的压力，从而大为减轻。这个因素符合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供求逻辑，它对缓解人口膨胀的作用要远远超过任何政府的行政控制。请看下列的数据，1990-2015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全球的婴儿夭亡率下降了一半。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的分别下降了59%、60%、44%，而中国的成绩则更为显著，下降达到了76%。

如果说生育限制不是中国在最近三十余年来人口增速减缓的原因，起码不是主要原因，那么期待它松绑后会在短期或中期改善劳动力的供应，就是一种奢望。既如此，松绑的政策调整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在近期和中期，松绑将有助于回复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和阴阳的再平衡。

我们上期列出的数字表明，到2050年中国的单身男子和单身女子之比将是186:100。据信，我国目前的男性“超标”约在三千五百万，至少在二千五百万人以上。而“光棍”过多的社会弊病丛生，甚至危机四伏。

相对于社会的老龄化，阴阳失衡的状态要容易解决一点。“单孩”限制的松绑可望在短期内对新生儿的性别重新加以平衡。为什么这样说呢？试举南韩的经验以为佐证。

在韩国，偏爱男孩的传统和我们的一样，是相当根深蒂固的。韩国家庭的第一胎，新生儿的男女性别的比例是105:100，自然正常；但是到第二胎就变成了113:100，第三胎更上升到185:100；第四胎就更离谱了，竟达到209:100。人为的干预非常明显。假使韩国实行一胎化的限制，你可以想象，韩国家庭的第一个孩子的性别比例就会严重扭曲。事实上，韩国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在1990年达到了扭曲的峰值，是116.5:100。据分析，这是超声波造影技术普及使用所激发起来的，由于能够准确判定胎儿的性别，给了人们干预的手段。干预导致了劳动力和婚龄人群的性别结构的很大扭曲，南韩人已饱尝其苦果。例如，2005年南韩的婚姻有高达10%其新娘为外籍——女方为非朝族。

所幸的是，钟摆正在迅速回摆。拜科技-经济-社会的成就之赐，韩国女性在教育、就业、收入、观念上取得的进步令人瞩目，结果她们在生育上的话语权大增。1990年南韩尚有40%的家庭表示偏爱儿子，这个数字在2012年下降到了8%。果不其然，反映到新生儿的男女比例，2005年下降到了110:100，在2010年是107:100，去年第一次回归到了自然的正常水平：105:100。

韩国人主动调整新生代的性别架构，理顺了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供应，正好顺应着未来劳动力需求的变革。未来的就业机会将不断偏向于“阴”的方向，就像笔者在“城镇化和户籍改制”系列里所阐述的那样，工作机会及薪酬增长将日益注重人际沟通、细致耐心、协调斡旋的贴近服务，而越来越不倚重体力、蛮力、甚至暴力等类型。女性的发展机会将很好的胜出。

除了松绑生育政策，中国还要做什么

再一次强调我们不断在重复的观点，“经济政策无所谓绝对的好或者坏，在合适的时机把握合理的度是政策成功的关键，过犹不及，不及犹过”。

限制生育尤其是已被废止的一胎化措施，始料未及地透支了我们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雾霾是对生态环境被透支的表征，阴阳性别的失衡同样是对生态环境的严重透支，只是没有象前者那样显得急迫而已。目前的松绑措施，虽然已经大幅滞后，有些缓不济急，但能提到改制的议程上，开诚地面对，不失为一个治理良策。

人类天然的性别配比是平均每百个女婴有104-106个男婴。男婴的夭折率超过女婴（特别是在五岁前），这个差别渐趋缩小，到十二岁左右男女儿童达到了天然平衡。然后女性的优势更显露出来，到了耄耋之年寡妇要多出鳏夫不少。从进化与生存的角度，女性无论从基因缺陷、疾病抵御、冻馁忍受，甚至心智稳定等方面，比男性要优越，乃事实上的强者。只是在社会化生产中她牟取生存资料的能力不及他，妇女的贡献也因此在农牧和工业生产时代备遭贬抑。不过，在人类最重要的生产——自身再造的功能上，妇女却绝对占优。这个矛盾平时隐伏不彰，在一胎化的限制下有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导致目前年轻人的性别结构的严重扭曲。

1954年我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新生女婴和男婴的比例为100:104.5，属于正常，即使当时农村人口占了近80%。1982年这个阴阳比例是100:109； 1990年增高为100:111， 1995年达到100:116，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发觉已经高达100:118了。目前新生婴儿的女男性别结构甚至达到了100:123。长期扭曲的后果，使“剩男”的格局极为明显。保守计算，这段时期新生儿的性别结构相对于天然比例，女孩比常态下的要少了6.8%，男孩则比常态多出了2661万 （3636万-976万）。

阴阳失衡如此严重，社会将很难安排得和谐妥切。不但在就业、教育等经济条件，结婚、组织家庭、培育后代等最基本要求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必须及早采取纠偏措施，否则亏就吃大了！我们在上期借取韩国的经验，说明政策及时纠偏，应当能够在短、中期见效。

剩男引起的困扰要远比剩女来得严重。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人口的再生恢复功能几乎全由女性来肩负。战争的浩劫，男性的丧失要比女性大很多，但人口并不难迅速得到恢复，就像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俄、德国，日本的情况。人类在生殖能力上，性别差异极大，小比例的男性能轻易使大比例的女子怀孕生育，反之却无可能。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过剩的男性对人口恢复正常再生产是难有用武之地的。

在一夫一妻的现代家庭制度下，众多剩男们甚至要沦为无后的“光棍”。不用说，这是一种根本性质的失衡。“光棍”过于集中的地方，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调和，作乱的可能性就会大增。男性荷尔蒙大面积、大幅度地升高，聚集到了高危水平时，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秩序就会面临根本性的威胁，历史上不少社会动荡冲突实乃肇因于这类阴阳失衡。

国内有统计显示，一个地区的青壮年“光棍剩男”每超过1%，当地的犯罪率，主要集中在财产侵占和暴力伤害类型的，就会增加4-6%。这类犯罪活动的指向，往往是为了竟取新娘的压力。这和各国的经验是相符合的。譬如美国大城市（如纽约市）犯罪率的起伏，社会学家反复研究比较的结果，指明其中最重要的变量，是男性青壮年的比例和规模的增减。

所以说，与其超支维稳，不如疏导阴阳，尽快弥补社会安定环境的严重透支。阴阳失衡对社会的消费行为也产生了严重的扭曲。例如魏尚进教授，笔者的一位老友，目前担任亚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过去几年曾专注于一项有趣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的超高储蓄率的一个主要动因，是为了积钱为独生子买房以迎娶新娘。你或许可以质疑，独生女家庭的储蓄率未必就见得低，不过至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即从“传宗接代”的角度，在经济上也是“极不理性”的。

作为佐证，让我们来看看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养育女儿在晚年所得回报是否比儿子差？”的长期跟踪调研，所得出的一些结论：

1、农村与城镇老人的成年女儿的孝敬父母观念指数平均比成年儿子分别高出35％和18％；

2、农村与城镇只有女儿的老人的死亡风险分别比只有儿子的老人低25%与10％；

3、主要照料者为女儿/女婿的高龄与中低龄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包括生病时）所获照料的满意度比主要照料者为儿子/儿媳的分别高出45％和13%

4、成年女儿与老年父母的情感关系显著优于儿子，差异高达28－29％。 　　

总之，政策和观念要与时俱进，执迷不悟的后果将非常吃亏，无论对国家、对个人、对社会、对经济，都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