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敌不过人情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谈台湾的人情与法治社会的排斥、难以融合。台湾表面上按照西方的标准实现了司法独立，但政治上的直接干预虽然没有了，看不见而又无处不在的人情影响却更加突出。上文提到的“关说案”（身为国民党员的王金平却为涉案的民进党人摆平司法）、王金平创造的“政党协商”以及他最终能打赢官司，都是人情因素超越司法。台湾社会也都一致认为是王金平的人情打败了马英九的正义。

以我在九合一观选时的切身感受，台湾社会运作的基础仍然是人情。媒体上讨论的是“情理法”，最有名的特产凤梨酥，其包装盒上强调的不是口味，而是浓浓的人情味！企业、政府、公营部门、私营部门，人情和弹性随处可见（可见观选文章《台湾教我钻空子》）。

这里让我感触比较深的是，西方理论都讲只有民主才有法治。但在台湾，民主不但未能强化法治，反而强化了人情，强化了对法律的不尊重。

根据全球的民主实践，贿选一般发生在贫穷国家和地区，唯独台湾是一个例外。原因自然是人情。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五都选举时，陈致中在父亲陈水扁入狱、母亲病重的时候居然去嫖妓，媒体披露后他拒不认账，并诉诸法律，声称一旦败诉就放弃地方议员选举。然而败诉后他又食言改称：将以选举胜利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此无人格、无操守、无底线的一个候选人，竟然最终以最高票当选。原因很简单，他所在的区，大都是他父亲的铁杆支持者。

简单说就是，在西方要想有选票，需要政党支持、金钱支持和政策设计，但在台湾，尤其是地方选举，更需要的是人情。既然人情至上，法治自然要让位。所以在台湾民主政治体制下，出现了许多荒唐事：比如地方议员不议政，而是热衷于参加选区百姓的红白喜事和处理纠纷。再比如，八八水灾时，警察奉命和依照法律疏散百姓。但不少百姓或许有侥幸心理，或许不忍心弃家而纷纷拒不配合。由于选举将近，地方首脑不敢惹怒选民，只好听之任之——万一风灾没有那么严重，还怎么选？结果竟是一场空前的灾难，死伤惨重。可是过去两蒋威权时代，百姓是不敢公然抗法。仅就这件事而言，威权时代，百姓（不得不）守法，也因此免受灾害。民主时代，百姓可以公然抗法，也因此陷入灭顶之灾。中国人一向是信奉黑猫白猫结果论的，哪种制度更值得肯定，是不难做出判断的。我们总不能说，宁要民主时代的不守法和灭顶之灾，也不要威权时代的守法和免受灾害。

这一次太阳花学运，明明是公然违法，却得到台湾社会相当多的支持。愿因就在于，大家在情理上站在学生一边，以此表达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失望与不满。直到今天，如何评论太阳花学运，台湾社会仍然严重分裂。台湾大学竟然把第一届“利他奖”颁发给了学运领导人陈为廷。甚至许多政治学、法学界学者都力挺这场违法运动，美其名曰“公民不服从运动”。

其实，在西方原来的意义上，或者说西方自己的定义中，“公民不服从运动”是指在非民主国家里，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和民主渠道来表达意见，而不得不采取或者故意以违法行动来表达意见。然而，台湾已经自认是一个民主社会，现在却竟然发生“公民不服从运动”，这是对台湾民主多大的讽刺。当然从理论上较真是一回事，从现实层面讲，还是由于在一个“情理”重于“法”的社会，发生太阳花运动是很自然的事，从中也可以感触到台湾的法治程度究竟有多高。

“反服贸”的背后是“马王斗”

经济成了最后一棵稻草

最后其实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经济。客观来讲，从全球大视野来看，台湾经济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多么明显的进步，但至少没有像法国一样明显的在衰退，甚至在许多领域都开始出现第三世界化的迹象。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显然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现实问题。台湾十多年来物价一直上涨，但工资却停步不前，其购买力缩水感明显。另一个令民众不满的原因是相对剥夺感。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他交的税竟然比大学教授都要少。原因虽然是台湾对高科技企业的减税等优惠措施，有其合理因素，但最终结果却有强烈的不公平感。这同样也是民众愤怒的原因。

应该说，当面对如此之多重大的内外挑战之际，迫切需要一位能够带领台湾前行的杰出领导人。然而，连续几位民选领导人都令台湾人民失望至极。马英九曾批评陈水扁只有18%的支持率，根本不配当“总统”。结果他上台之后，支持率竟然连10%都不到。

客观而言，大众普选制度在常态下选出的领导人都相对平庸是规律。因为能力并不是对候选人最重要的要求，有没有足够的政治职业历练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形象、口才、性别、种族、宗教信仰以及前任执政党是否得人心。法国的奥朗德谁都知道没有能力，但选民实在厌恶萨科奇，于是就把票投向奥朗德。结果很快就人人后悔，奥朗德的支持率也创造了第五共和的最低奇迹。只是法国人民付出的代价还要持续五年。

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制度下，即使偶尔选出一位优秀的领导人，但在体制的束缚下，也难以有作为。陈水扁虽然贪腐，但并非无能之辈，他任台北市长时表现也很优异。但成为“总统”之后，面对朝小野大的局面，第一任期一事无成，第二任期干脆专心腐败。法国的希拉克第一任期也想对法国进行改革，结果在反对党的强烈反对和民众大规模走向街头的压力下，只好当了十二年的和事佬——其实那个时候进行改革实在已经是法国最后的机会。等到全球经济危机冲至眼前，各方面条件更加恶化，老百姓忍受的能力远逊十年以前。只是民主太任性，谁可奈何？而美国民主制度的表现，直接令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大为失望，而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

总之在民主制度下，要么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要么选出来，也由于强大的体制束缚，而难以改变什么。当然，危机到了一定时刻，也不排除产生一位强大领导人的可能，比如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就在国家处于失控状态（军事政变、财政破产、全国罢工）下复出，对体制进行大幅度变革。以法国为鉴，台湾只有在危机达到相当危急的程度时，才有可能选出一位能够足已改变体制的强势领导人。只是台湾已经不可能复制戴高乐模式了，不过幸运的是它还有另一个出路：与大陆统一。以大陆的经济体量，统一后要拉台湾经济不过是举手之劳。

太阳花学运虽然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但却丝毫无法解决台湾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只是让之更为凸现。2016年“大选”无论花落谁家，都不过是马英九或者陈水扁的翻版，甚至更差，这是台湾制度和文化所决定的。太阳花虽然很美，但带给台湾的却只是落日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