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完成了使命，新一代接班需要升级加强版”

观察者网：经济崛起，加之抗疫成功，近两年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抹黑有增无减。您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媒体，要怎么配合和帮助我们的外交官共同赢得这场舆论战？怎么在西方话语权仍处在主导地位下，让世界更多听到中国声音，看到真实中国形象？

杨优明：西方抹黑中国不是现在才有的。我当外交官近四十年，这么多年来，西方和他们控制的媒体，不断设置议题，抹黑中国，没完没了。似乎他们永远正确，我们永远不对。

国际舆论斗争靠外交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很高兴看到，近些年来，我们的媒体在国际舆论当中的声音增强了。一方面是从媒体的角度更详细地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是原则性的，需要学者媒体进行更深入的解读。另一方面是批驳西方对中国的抹黑，尤其是揭露西方媒体暗地里使用的卑鄙伎俩，做得很好。观察者网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我想进一步做好舆论工作，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两个舆论场都要做强。我说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中文，一个是外文。光做中文不够，一定要做好外文。二是要争取更多人跟我们站在一起，或者说更多人对我们的传播有一种呼应。我们可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更广阔的地区，比如说发展中国家，非洲、拉美以及我们亚洲其他国家。

还有一条，我们媒体在做宣传的时候，特别是参加舆论斗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些理论的支持。西方有很多所谓理论的东西，他们很擅长建立一种理论，然后根据这个理论建立一些体系。我们也得有我们自己的，我说的恐怕是我们中国特色的对外宣传的理论。

观察者网：除了国际舞台更重视中国发声，在国内中国外交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国内民众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中国外交天团”收获了一大批粉丝，很多年轻人有志于成为外交官。您能对这些年轻人说些什么吗？

杨优明：中国外交已经站在一个崭新的台阶上，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我们这一代已经基本完成了我们的使命，需要新一代来接班。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接班，而是需要一个升级加强版的接班。

你可以预见今后数十年间随着我们国家实力增强，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将更加复杂，外交任务更加繁重，需要我们年轻一代变得更加自信，具有更宽阔的国际视野。国际视野或许还不够，应该是国际主义视野。这还是有区别的，国际主义视野就是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更高层次的一种视野。还要拥有更加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更高的职业素养，还要有更强的勇立潮头的决心和更强的行动能力。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观察者网：您能讲讲在赞比亚当大使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吗？最难的是什么？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杨优明：我在赞比亚三年多，在那里的经历是愉快和充实的。我感受到了赞比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见证了中赞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发展。我为能为这种关系的发展尽了一份力而感到自豪与欣慰。

中国同非洲国家是好兄弟，这种关系依然坚如磐石。双方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矛盾和摩擦，这是正常的。以前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是政治上的，现在逐渐发展为政经结合，经济合作分量大大增加。经济合作是务实合作，往往涉及各种具体的利益，矛盾分歧甚至冲突在所难免。我认为这些矛盾分歧不影响中非友好关系的大局。

中非关系存在着西方干扰问题。西方国家用零和的眼光来看待中非合作，不愿看到中非关系日益密切。所以他们不断给中非合作使绊子、泼脏水。这实际上增加了中非深化合作的难度。在赞比亚当大使最难的是什么，我想最难的就是如何排除西方国家的干扰。

在赞比亚，有很多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前修建的坦赞铁路，赞比亚人民一直记在心上。只要碰到中国人，他们言必谈坦赞铁路。我们已经很少谈坦赞铁路，但他们一直挂在嘴上。在坦赞铁路修建过程中，我们有几十位中国前辈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每年都要去祭奠他们。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公墓，或者是一个公墓的不同地方。我们提出要把他们移到一起。那个时候，现任驻华大使温妮·奇贝萨孔达在赞比亚外交部负责中赞关系。她让我很感动。她费了很大劲，跑了很多部门，最终申请到了一块地皮。我很高兴，现在陵园已经建起来了。

时任赞比亚大使的杨优明陪同卡翁达参观坦赞铁路纪念展

另外一个故事，我们有一位同胞，是个商人，到赞比亚的维多利亚瀑布旅游，大概是一个栏杆时间久老化了，他这么一靠就不小心摔到悬崖下面去了，他本能地伸手抓到了一点草根，然后脚踩着下面石头突出的地方，命悬一线。是赞比亚人冒着生命危险把救上来。他很感激。为了报答赞比亚人的救命之恩，他决定在当地投资开办医药公司。要开医药公司不容易，有很多难关要过，主要是“标准关”，涉及到一个标准的问题。我同他一起努力，做政府工作，终于有了结果。我走之前，药厂正式建成投产，我去参加了开工仪式。

观察者网：赞比亚国父卡翁达今年6月刚刚去世，大家都记得他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友好交往，以及三个世界理论。您在赞比亚的时候，有去拜访过他吗？

杨优明：我到那儿没多久就去见了他，很激动。我在任期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有中国代表团去访问，他们都提出来要去见一见卡翁达。每个人去都很激动，因为卡翁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崇高的历史人物。他代表着中国跟非洲的友好关系。是他跟坦桑尼亚的前总统尼雷尔一起推动了非洲同中国发展关系。坦赞铁路就是他们两个推动的。我去的那年他89岁，离开的那年他是93岁。我们去跟他告别，其实心里面还是很酸。他那么的高龄，我们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

但这个都不好说，我们心里面希望他长命百岁，依依不舍跟他告别。在那个地方的话跟他建立了很好的感情，我们举办的活动他都来参加。春节华人华侨在一起，我们搞春节的庙会，他来参加，高兴的时候他跳舞，跟我们一起跳。

有一次我请他们全家来我们的官邸做客，吃到一半他说我给你们唱首歌，他唱他的《团结歌》 。是他自己写、自己谱曲的，是赞比亚的第二国歌，他们每个人都会唱，每次重大的场合都会唱这个歌。

然后他又唱了一首歌，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但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唱的时候咬字很清楚，“Give me a smile.（给我一个微笑）Wish me good luck.（祝我好运）”他唱得很好，声音也很好，很感人。

今年他4月份生日，6月份去世。我听到消息很惊讶，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个他的纪念文章，表达我的思念之情、哀悼之情。这是一个丰碑，历史的丰碑，是中赞友好的丰碑，也是中非友好的丰碑。

1974年，毛泽东主席会见时任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

观察者网：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吗？会有第二部外交小说吗？有没有想过《蹦极》改编成影视作品？

杨优明：有。肯定要继续写外交题材的小说。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七十多年来，我们在外交上积累了很多故事，都是一些好素材，不挖掘出来，变成文学，可惜了。能不能成功，不敢保证。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会不断努力做这件事情。我坚持我的座右铭：做一件事，当一件事，成一件事。

我希望《蹦极》能改编成影视作品。其实，我的同事，老一辈和新一代的，还有其他许多朋友都希望《蹦极》能改编成影视作品。同小说相比，影视作品的受众会更多，影响更大。这需要时间，从小说出版到拍成影视作品肯定有一个过程。

我还有一个心愿。《蹦极》如果拍成电视或者电影，肯定会有主题曲。我特别希望能出现一首好的反映外交官生活的歌曲。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没有一首属于我们外交官的歌。几年前，外交部请人创作过，很遗憾没能留下来。我希望《蹦极》改编成电视电影会成为一个好的契机，我们能听到一首好的反映外交官生活的歌曲。我十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