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2021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建立，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系列，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旭日东升》，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早期交往。大体上涵盖的历史范围是从共产党建立之后，一直到尼克松破冰之前的时间跨度。

整体来说，这次系列也是一个读书的交流体会。第一个学习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简史》。第二个是曾经、现在都很出名，将来还将更加出名的书——《红星照耀中国》。原名是《红星照耀中国》，大家更知道的一个名字叫《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20世纪30年代到陕北访问了93天所写下的游记。第三，陶文钊先生，我们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前辈泰斗，写下的《中美关系史》。这本有三卷，着重讲1949年这段（时间）。

《红星照耀中国》

还有我翻出来觉得挺有意思的两本档案。第一份档案叫《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美军观察组延安机密档案》，是打字机打成的早期档案文件，上面很多带着“Top secret”。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进行了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包括美国战略信息局、美国战争信息局等，一些军事和外交机构的成员到延安进行了系统性的访问，第一次向美国介绍了中国，可以看作是中美早期接触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第二份档案叫《中美关系转折：赫尔利使华》，在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国内出现两条道路、两种命运选择的时候，美国为什么最终会选到了另一边？一个叫做赫尔利的人在这中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这些档案材料，还有《毛泽东年谱》，跨度是1893年到1949年。它分上中下三册，我主要看上中两卷，其中在一些具体的重大历史问题上面，毛泽东同志是如何认识、如何理解的，他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除了建党10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发展之外，就像习总书记所指出的，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今天这个世界，我们首先要确立正确的历史观。所谓历史观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回溯过去，看这个世界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学过马克思主义的都知道，我们讲历史一般都是讲历史螺旋。在历史发展和前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似之处，从历史当中去汲取经验和教训，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一讲概论，大概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学习完之后初步的心得，同时也是对整个系列讲座的一个概述。

首先从缘起上来说，当下2021年，中美关系持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之前的标志性事件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新任的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至2020年间对中国一系列结构性战略调整，包括所谓的贸易摩擦、贸易战等等。

这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中美关系是否进入到了一个深度调整和变化的时期？又或者这只是特朗普这个不合乎常规的美国总统，他个人因素所带来的变化？

我们知道2020年美国又进行了一轮总统选举，一个跟特朗普几乎截然相反，两个人简直可以说互为补给的拜登当选为总统之后，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有没有出现我们预期的那种回调？

中国外交部长国务委员王毅同志在2021年4月23日，对中美关系发表的演说上讲了这样一个判断：他认为这届美国政府还没有走出上届美国政府的阴影，还没有制定一个对中国正确的战略选择，还没有形成能够让中美关系回到健康发展轨道上的一套政策。

这三个“还没有”，核心表现为美国对两个问题没有做出正确的回答，或者说还没有给出正确的回答。第一个问题，2020年8月份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阿斯本论坛上，向美方提出：美国是不是准备好了与中国和平相处？我们中国跟美国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各样的特征。我们谋求于和平崛起，我们没有兴趣跟美国去进行霸权的争夺。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国，美国是不是准备好跟我们和平相处？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王毅外长加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人民发展的权益，提升自己生活水平的权益？

对这两个问题，美方还没有给出一个正确的认识、也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所以中美关系未来还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回头看看历史。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它涉及到的其实是美国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从这些材料当中，我们希望美国能带着一种务实态度非常现实地从双方的力量对比、从中国的客观实践，以及更加重要的是，从对美国自身国家利益进行正当认识。

正当认识就是以一种合乎历史规律的方式，在一个稳定的时间段里，用一种良性的方法，去追求、去实践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弃基于信息的不对称或信息流动的不及时等一系列因素的负面影响，实事求是，到中国来眼见为实，认认真真去认识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克服原有的对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化的成见和刻板印象，透过种种迷雾，最大限度地去认识、理解，并且本着一种平等和尊重的心态，去接受和认可与原来认知不同的中国现实。

如果美国能做到这一条，那么美国至少可以做到三件事。

第一，能真正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怎样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所领导的队伍，他们所奉行的政策，他们所要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是美国能够获得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第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现在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在1949年以前，共产党人和美国的早期交往跟接触中，这是当时他们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从1946年到1949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当时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选择，谁能够被历史选择，谁能够赢得中国？

在这些档案当中，像美军延安观察组这批人来到中国，认认真真看了延安正在发生的事情，再对比他们在重庆看到的另外的事情，他们将共产党跟国民党进行了认真务实的对比之后，很容易得出了一个结论：真要干起来，国民党是干不过共产党的，赢得未来中国胜利的一定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美军观察组布鲁克·多兰上尉在冀中根据地（资料图）

但是在当时，美国始终有多种力量。这些在一线基层克服了自身成见面对现实的人，看到了一些真相和未来发展趋势，但他们的意见在华盛顿那里被坚定地无视。这里面有哲学问题，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

对于很多美国官僚来说，在评估实力的时候，他们坚定地相信武器制胜论。通俗的讲，所谓的唯武器论者认为共产党那么落后，武器装备那么差，怎么可能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胜得到美国先进武器支援的国民党政府？这是不可能的。尽管他们对国民党也没什么好感，但是对于双方的实力对比而言，来自一线的真知灼见，最终在华盛顿的决策体系当中被无视了。这种无视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毫无疑问是一种损失。

第三，如何从历史当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而提升自己的认识。这除了让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历史有清醒的认识和理解之外，还能对今天当下的中美关系形成更加清晰、全面和准确的认识。

中美双方的实力对比发展到了今天，在华盛顿的决策圈里面，有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识和理解，仍然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对共产主义极其刻板和充满成见的认识和影响当中。它掺杂了很多东西，包括从苏联那儿学来的所谓的经验。但是归根结底它就是不能够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并且沉浸在一种套路的、面具化的、意识形态的刻板印象当中不能自拔。

这里面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最近引发广泛讨论的2020年全面战略竞争法案，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对华整体性方案之一。这种刻板印象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没有什么正面和积极影响的。它使得美国华盛顿的决策圈，再度陷入了某种红色恐慌情绪当中，而这种红色恐慌情绪，又是多方位混合型的。这本质上是美国的战略决策精英为了摆脱自己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用他们能够想到的一种成本相对最低、套路相对最熟、应对方法相对最完整的替代性方案，为当前美国面临的复杂局面寻找一个简单解决方案。

解释一下。第一，跟《西行漫记》以及更后面的美国派遣观察组到延安相类似，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发展，再度来到了一个十字关口。在这个十字关口，美国需要重新准确全面地认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制度和模式，什么是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这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当年美国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关心抗日战争的走向，因为关心中国抗日战场未来能否继续坚持下去。这样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参加二战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然现在这个问题的影响更大，它关系到的是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如何进行共处的问题，它有这样一种客观功能性。

但和当初不同的是，今天美国面临的真实挑战，其实是来自于美国的内部。今天美国遇到的是美国特色的体制问题，或者是它制度内生的缺陷所导致的内部矛盾持续上升，这种内部矛盾持续上升的激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美国的发展速度在国际体系中相对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迟缓的阶段，最终导致在国际体系的排名当中美国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