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联邦政府更积极地推动和资助对科技和就业岗位开发的投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历史证明，美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源于美国政府对先进技术的投资，包括军用技术。如果联邦政府不追逐风险资本投资，而是下令强制，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城市政府能够控制更多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又会怎样呢？

当然，我在想中国。中国地方政府切实掌握着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发展资源。其主要资源是国有土地：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地方政府通过租赁土地和合作开发项目来增加收入。它们的一部分利润进入了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部分则被用作风险投资。

与美国的地方发展公司不同——拿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和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开发公司来比，中国的城市开发公司是国有营利性企业：它们是地方政府的风险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房地产开发商合作，承接众多项目。对土地和土地开发利润的控制使中国地方政府能够从实力上与国内房地产开发商、海外投资者和跨国公司进行谈判，这些主体对于建设创新综合体都至关重要。这些条件显然超越了纽约的机会结构。

中国政府尽管向风险投资提供了各种金融刺激，但也在各个层面上对风险投资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地方官员很清楚，他们的前途一部分取决于服从中央政府和执政党的指令，另一部分取决于制定能被中央采纳或在全国复制推行的成功举措。这就需要对政治和经济机会进行精确评估。

深圳作为中国南方的科技领军城市，整个新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农村土地上拔地而起，这正是因为经济激励和政治自治的独特组合，给了地方官员相对的自由度，但却更要求他们谨慎行事。在其他地方，官员们业已开始推行试点项目，比如21世纪初在上海建设的创意产业园，21世纪10年代在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附近建设的科技城，这些项目都成为创新综合体的国家样板。

深圳南山区后海城市天际线 @视觉中国

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通过推动创新的励志宣言来提供广泛的政策支持，比如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和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使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中央政府支持这些声明，将一些意在“本土”创新的大型项目官方认定为“国家”空间，这为园区建设和人才招募带来了丰厚的资金，这些人才包括外国专家和在海外受过教育或正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

市区两级政府通过以优惠价格租赁土地、建设基础设施、向包括国内初创企业在内的企业提供直接租金补贴等方式作出贡献。尽管这导致了不同城市的地区间竞争，官员们从其他地方挖走初创企业，并过度建设了数千个联合办公空间、企业研究实验室、科技和创意办公室，但这确实给许多中国城市带来了更多梦想成为（正如我家附近转角处办公楼上的标牌所说的）“创新之所”的机会。

然而，纽约人，甚至是纽约市长，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彭博认为他可以驾驭新经济之虎；白思豪认为他可以驯服它。如果说衡量他们成功与否的标准是风险投资和新技术数量的话，那么纽约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如果成功意味着就业、住房保障或社区对发展计划的控制感，那么纽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大的问题是：谁在掌控创新？科技应该为人类服务，拯救这个星球，但这些目标正在被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和投资者，以及国家政府自私的懦弱所颠覆。

城市自身无法超越国界，以应对科技的运营规模。如果没有大型科技公司和联邦政府的大量捐助，它们也无力建设基础设施。然而，城市必须管理新技术和社会性社区的融合；它们必须将变迁的叙事从个人创业转向为了所有人的创新。

要对抗科技在房地产和金融市场造成的双重泡沫，或平衡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皆非易事。我环顾纽约时，看到太多的“科技和创意”办公室正在建设，而街边店面却空无一人，因为人们都在网上购物。科技公司的股价继续上涨，而许多工薪阶层却付不起房租。

尽管纽约是在初创企业、风险资本和“指向未来的就业”等方面蓬勃发展的超级城市之一，但从陈旧的公共交通、公立学校和公共住房中，你不会看到这一点。无论是控制着主要机构资金来源的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都没有承担起这些迫切需要现代化的建设责任。“公—私—非营利”伙伴关系没有对私营部门提出应有的诉求：如足够的投资、就业和分享控制权。

一些公司所说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需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制造业工人和社区邻居们也是利益相关者；他们应该成为决策的一部分，决定是否让企业进城或者关闭它们。公共审批流程必须进行修订，需要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将上述程序包括在内。

在纽约，这意味着赋予本地社区委员会否决权，而不是在分区问题上进行咨询性投票，并扩大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干预范围。这也意味着将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在“公—私—非营利”计划中的金融股份转换为一部分所有权份额，这样公共部门就可以从投机活动中获得更直接的利益。但这也意味着要承担损失，让企业在不扼杀创新想法的前提下，对就业和税收承担更多责任。

塞思·平斯基供职的公司RXR Realty是向亚马逊推销长岛城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也许平斯基是对的；或许并没有什么新经济。但即使他只是部分正确，那些控制着土地、政府和主导产业的人仍然坐在决策桌上，创新综合体仍是这座有着古老文化和权力的城市的新舞台。

然而，与过去相比，今天所面对的未来更加不稳定，创新过于政治化，不可能由科技巨头、风险投资家和房地产开发商来决定。每个人都必须在决策桌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