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邵善波】

本年9月号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混乱图谱》（The Scrambled Spectrum of U.S. Foreign-Policy Thinking），作者为阿什·让（Ash Jain），此君来头不小，现时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顾问，之前担任过大西洋委员会斯考克夫特政策与安全中心理事，以及该委员会的民主秩序中心总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资深从业员，长期从事整合民主国家力量的工作。

在上述文章中，阿什·让认为历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存在六种思维，分别回应“美国之于世界扮演何种角色”这问题。六种思维中，四种属于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ts），两种属于非国际主义（Non-Internationalists）。阿什·让此文对于我们了解美国的国际战略思维，很有帮助。

阿什·让（Ash Jain），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顾问

六种思维的说法

四种属于国际主义的思维是：

1. 单边国际主义（Unilateral Internationalists）

2. 民主国际主义（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ts）

3. 现实国际主义（Realist Internationalists）

4. 多边国际主义（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ists）

两种非国际主义的思维是：

1. 退缩派（Retractors）

2. 克制派（Restrainers）

阿什·让这种划分法其实既不准确，也不正确。

阿什·让说的“国际主义”，指的是赞成和支持美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国际事务又主要指美洲以外的事务，因为对于美洲事务，美国历来都积极和全面地介入。作为第一种思维的“单边国际主义”，实际指美国居于独大、首要和主导的地位，具有与之相应的行动自由，美国所采取的单边行动不受联盟和国际协定限制，美国从这至高无上地位争取自身的利益。

作为第二种思维的“民主国际主义”，基本上与单边国际主义的本质并没有不同，都是以美国为首，积极介入和主导全球事务，分别只在于民主国际主义以“民主、自由”包装，在扞卫民主的前提下，与其他民主国家协作，推动共同价值及民主秩序在全球的发展，维护美国和世界安全，甚至在此目标下不惜介入其他国家的内政。这种民主国际主义思维在美国的两党领导人中，不时占据主导地位。

作为第三种思维的“现实国际主义”，不以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为前提，而是重视实力，讲求力量的对比和平衡。此种思维认为美国应实事求是，承认自己的力量有限制，应把力量用于切身的战略，以保持地区以及全球的稳定，维护美国的既有利益。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提出的“进攻型现实主义”属于这种思维，不同之处在于其态度更为积极和进取，更为不轻言退让。

至于国际主义的第四种思维“多边国际主义”，其实和第三种的“现实国际主义”有共通之处，都认为在条件具备时，实行单边主义，尽量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当判断到实力不足时，改为采取多边国际主义，面对现实，接受新的力量平衡，在多边的前提下重建国际秩序，基辛格博士便是这种观点。换言之，第三和第四种思维都是现实主义者，具备实力时，会顽强地坚持单边主义、美国优先，实力不足时，转而接受多边主义，如何选取，视乎对各方实力对比的判断。

刚刚去世的美国政治家、前国务卿基辛格，被认为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践行者

阿什·让说的“非国际主义”，指的是美国应收缩其对外国事务的介入，这种主张因所持理由不同而分为退缩派和克制派。前者认为美国介入外国事务对美国没有好处，介入的成本也过于高昂；后者认为美国已经力不从心，财力上无法再支撑美国在全球范围介入，因而要克制。换言之，这两派都认为要大幅减少甚至放弃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也就是放弃二战之后建立的单边主义，接受多边主义。阿什·让认为这种思维在目前的美国仍是少数派，但力量在增长。

阿什·让以上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中上属精英对美国外交政策未来动向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但他的六分法有含糊不清之处，例如将退缩派和克制派称为非国际主义，并不正确，因为即使鼓吹退缩、克制，也不等于排斥美国继续参与国际事务。故此，阿什·让分析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美国是否坚持其霸主的地位，是的话美国会倾全力维持单边主义，如果美国选择放弃独大的立场，则需要转移到接受多边主义。采取这样的二分法，对弄清楚问题较有帮助。

美国的所谓“孤立主义”

有意见认为，美国最终会回到“孤立主义”，即所谓Isolationism。对此，我们不妨作点历史回顾。

美国的所谓孤立主义，并不是指只关注自己本国的事务。在二次大战前的一段颇长时间，美国奉行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但这种孤立主义其实是山头或地盘主义，基本态度是排斥外来势力介入美洲大陆的事务，而当时排斥的主要是欧洲的势力，同时劝戒美国国民不要涉足欧洲的混乱局面，认为这样做只会吃力不讨好，对美国没有益处。这种孤立主义态度到了二战美国带领盟国取得胜利并成为全球老大后，才自然而然地放弃，其间没有发生过多少争议和讨论。

美国的“门罗主义”，不过是霸权的遮羞布

时至今日，美国要回到门罗主义已经不可能，美国的经济已发展到以金融活动为主，覆盖全球，要收缩回到本土或缩小到有限的范围，完全不切实际。即使在19、20世纪时作为美国后花园的中南美洲，目前情况也大为变化，美国对此地区的影响力和管控力已大不如前，中国在拉丁美洲已开始活跃，换言之，中南美洲不再是由美国独霸的地盘。故此，美国可以因应收缩派、克制派的主张而减少介入全球事务，但要回到孤立主义是不可能的。

孤立主义或去国际化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选项，核心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坚持以及能否维持其独大的地位。在美国人眼中，若要维持其在全球独大的局面，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即根源于此。

美对华的几个主要传统思维

美国与中国的往来始于清末，和欧洲国家如英、法、德、葡萄牙、西班牙、俄罗斯等相比，美国是相当迟才介入中国事务。作为后来者，美国的对华政策当时主要是争取最惠国待遇，分享其他西方国家的特权和好处。自此之后，美国的对华外交思维大致包括以下几种倾向。

1. 传教的热情：清末、民初时大量美国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些人对中国普遍存有好感，或悲天悯人的情怀。传教工作有挽救他人的心态，出发点是善良的，虽然效果和后果不一定好，手段也不一定正确。

这种热情可说延续到当今，但不再是围绕宗教，而是想将中国推向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希望将中国变得和自己的一样，成为西方大家庭的一份子。这种思维在当下的体现，就是高度肯定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认为中国是落后和独栽的，以美国例外（独特）主义为出发点，向全世界特别是中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及政治制度，这与早期传教士的热情很相似。

2. 重商主义：大约在传教士来华的同时，美国亦到中国开展商业活动，主要是贸易，包括贩卖、运输鸦片。当时美国在华的最核心政策，是保证美国商人能够在中国得到与欧洲国家商人平等的地位，重点是争取最惠国待遇，这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因为在商业上美国的在华势力比不上欧洲国家，所以这时期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只是个陪跑角色，没有领导地位。

3. 有这么一群人，数目虽极少但也不应被忽视，他们经过接触而热爱过中国和中国文化，现在将这些人被叫做Panda hugger（熊猫恋者）。这种人不多，在美国社会上没有多少影响力，但也不应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