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访谈过企业领导者和政治家，既有保守主义者，也有中左翼人士。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他们震惊不已。他们提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每项传统指标都表明智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正在稳步迈向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深为不满，要求进行重大变革。

精英阶层无法理解叛乱背后的原因。即使那些对新自由主义模式持批评意见的人，也对抗议活动的规模和暴力程度感到惊讶。事实证明，有大量迹象表明经济成功引发了各种社会不满情绪。在21世纪初期，少数社会学家和政治分析家曾经指出，不满情绪正在整个社会蔓延开来。这被称为社会不适假说。但是，这些警告完全被忽视了，那些发出警告的人被认为精神有问题。

很多保守主义者坚信，这场叛乱背后受到了外国激进分子的操纵。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Maduro）和古巴政府派遣了数以千计的积极分子，以煽动本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政府帮派。保守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是一场源自本土的抗议活动。就在距离抗议活动暴发不到两年前，亿万富翁塞巴斯蒂安·皮涅拉，这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和芝加哥小子强大的支持者在2017年12月还以53%的得票率当选了智利总统，这一事实更让精英阶层对叛乱背后的原因疑心重重。

在离开圣地亚哥那天，我差点误了航班。主要街道和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是抗议的人群、路障和各种废弃物。优步司机尝试了不同路线，却陷入越来越多的示威人群中。他感到惊恐不已，随后建议我返回酒店。“您正在亲历一场起义”，他说。接着他又加了一句，“这场起义将会终结新自由主义模式”。我无法判断他是支持还是反对这场叛乱，我也没有继续追问。他告诉我，他正在开的这辆汽车是他唯一的财产，他担心石块或者燃烧瓶会将车砸坏或损毁。在我许诺给他金额可观的小费之后，他才同意将我送到机场，这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法。

那天晚上，当航班在太平洋上空向北飞行时，我决定撰写一篇有关新自由主义兴起与衰落的文章，并以智利的经历作为例证。

智利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

在我为了撰写本书而进行的访谈中，没有一位芝加哥小子承认，他们建造的这栋庞然大物是以新自由主义模式为基础的。每当抛出这个议题，我得到的回答都是相同的：“我们是新自由主义者？当然不是。说这话的人是为了败坏我们的名誉；我们钟情于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就像联邦德国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二战之后提出的那种制度。”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目前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声誉不佳。然而，为了严肃细致地分析经济思想和政策制定的演进，重要的是不管这些标签，并仔细考察所实施的经济模式的本质。探究政策制定依据的信念以及政策效果，也是必要的。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做的工作。

胡安·安德烈斯·方丹（JuanAndrésFontaine）是第二代芝加哥小子，也是1990年之后两届保守主义政府的内阁成员。他告诉我，在这一时期，智利拥有无数的国有企业，包括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铜矿企业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这违背了激进资本主义的理念。他还提到，很多年来政府都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包括银行业在内的很多部门都受到了严格的监管。他断言，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一体制与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相差甚远，尽管大量文献都声称智利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当我与他们谈起智利和新自由主义时，其他的芝加哥小子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包括罗尔夫·吕德斯和塞尔希奥·安杜拉加（SergioUndurraga），这两位重要人物参与了皮诺切特时期的政策制定。在2022年1月的一次访谈中，吕德斯否认智利曾经实施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声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理念是一句口号，不管在智利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是如此”。与后独裁时代的中左翼政府有联系的经济学家甚至更加坚决地否认他们实施的政策与新自由主义有任何关联。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说法就是一种诽谤。

当然，这种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与一部小说佳作中的人物一样，它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极大的变化。关注的重点在不断改变，目标的优先次序也会转换，因为新问题迫在眉睫，新人也会占据最重要的内阁席位。实际上，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从1973年至1982年，我们可以称之为“早期新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第一代芝加哥小子掌管大权。价格自由波动，经济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休克疗法得以实施，以抗击顽固的高达三位数的通胀，大规模地放松管制，很多国有企业被私有化。

1979年，皮诺切特决定将这一模式扩展至社会服务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和养老金。他的目标是改革自共和国初期以来就已存在的制度，并且改变智利的文化。他颇为自负地将这一计划称为“七个现代化”。1982年6月，智利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时期也随之终结。正如我在第10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经济表现非常糟糕，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不平等程度非常高，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第4—8章讨论了1973—1982年的这段经历。

1984年，在军方短暂尝试了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道路之后，由第二代芝加哥小子组成的新团队占据了关键的内阁席位。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实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自由化，在几乎每个社会层面都引入了市场机制，推进私有化进程，吸引外国投资，保持出口部门的竞争力。

与第一代芝加哥小子不同的是，消除通货膨胀并非这个更年轻团队的主要目标，他们可以容忍每年高达20%但是会逐渐降低的通货膨胀。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1990年3月民主制度的恢复。第8—9章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发展，在这两章中，我讨论了芝加哥经济学家和智利军方的关系，并且考察芝加哥小子对独裁时期人权遭到系统性侵犯是否知情。

第三个阶段我称之为“包容性新自由主义”，这个阶段开始于1990年民主制度的恢复和以帕特里西奥·艾尔文总统为代表的中左翼政治势力掌握大权。在他之后继任的爱德华多·弗雷·鲁伊斯-塔格莱、里卡多·拉戈斯和米歇尔·巴切莱特都是中左翼领导人。弗雷来自基督教民主党，他的父亲是智利的标志性人物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曾于1964—1970年担任总统，拉戈斯和巴切莱特是智利社会党成员，这是一个由萨尔瓦多·阿连德创建的政党。

在这些政府当政时期，社会福利项目进一步扩大，但是这些项目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施的，就像独裁统治时期一样。通过国际贸易，经济进一步开放，采用了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颁布了竞争法，设立了大学教育贷款制度，建立了使公共支出受到严格控制的财政纪律，更多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与此同时，社会福利支出增加了，几个旨在减贫和使更多人可以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社会福利项目得以实施。对于令人羡慕的“智利奇迹”，大多数成就是在这段时间的前些年完成的。也正是在这些年，社会不满情绪开始增加并蔓延。2019年的示威者和2021年总统大选期间加夫列尔·博里奇的支持者反复提到的“三十年新自由主义”，指的就是这段时间。

在决定如何讲述智利计划、新自由主义、芝加哥经济学与芝加哥小子的故事时，我面临两个选择，可以按照主题来叙述，每次讨论一个主题，比如休克疗法、私有化、贸易开放、养老金体系等；也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随着时间而推进，每次讨论一段时期。经过仔细考虑并请教了我的几位同事，我决定还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整个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加清晰明了的策略，可以使读者更好地把握这个长达几十年、出场人物众多的故事的线索，其情节复杂多变，且经常出人意料。在这些出场人物中，当然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一些声名显赫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他们接二连三地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令全世界都为之赞叹。

[智]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著，郭金兴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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