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9日，时年35岁的国会议员加夫列尔·博里奇，这位前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和“尊严制宪”联盟的成员以明显优势当选总统。他得到了智利共产党和“广泛阵线”的支持，后者是一个由规模较小的极左翼政党和一系列政治运动组成的联盟，比如公共利益（Commons）、社会融合（SocialConvergence）、共同力量（CommonForce）和民主革命（DemocraticRevolution）。他们乐于称呼自己为“共同体”，其中大多数诞生于21世纪第二个10年早期的大规模学生示威和抗议活动。在总统竞选时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中，加夫列尔·博里奇号召废除“新自由主义模式”，包括其中一些最具特色的成就，比如基于个人储蓄账户的养老金体系。

现任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出生于1986年

在博里奇宣誓就职三个月后，制宪会议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宪法草案于2022年7月4日呈现在公众面前。9月4日举行的全民公决将以简单多数的方式，决定是否采用新宪法。这两个选项都有两个月的时间来宣传自己，或者通过新宪法，或者将它否决。

提交的新宪法远远超出改革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范畴，而这一模式在过去40年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宪法文本对智利的政治制度做出了重大改变。它宣称智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数个原住民民族构成。它弱化了财政责任和产权保护，为原住民提供了大量的自治领地。这部宪法取消了参议院，并界定了广泛的社会权利，共有103项之多，包括冰川不被破坏的权利。它创建了几个司法体系，其中一个适用于被官方认可的11个原住民民族，还有一个适用于其余人口。这部宪法明确规定，原住民在国会中拥有保留席位，指示政府的外交政策应当集中关注拉美地区，而不是像20世纪晚期以来所有政府所做的那样，主要关注太平洋地区。

随着全民公决日期的临近，几位中左翼政治家对这部拟议的新宪法提出了批评，其中包括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鲁伊斯-塔格莱和里卡多·拉戈斯。他们指出，这份宪法草案并没有解决人民的真实诉求和渴望；它主要受“身份政治”的影响，过于偏重党派的意见。这份草案没有解释提供这些社会权利的资金来自哪里，因而有可能只是一堆无法实现的承诺。他们确信，制定一部新宪法是必要的，但是本次制宪会议制定的这部宪法还不完善。他们的观点是，否决这部宪法草案，重新制定一部新宪法。

9月4日，在经历了一场紧张激烈且令人痛苦不堪的宣传活动之后，否决的一方以明显优势获胜，有62%的选民选择否决这一草案，赞成通过草案的选票仅有38%。对博里奇总统而言，该投票结果是一记重击，因为他极力赞同通过新宪法。《纽约时报》9月6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制宪会议由154名选出的代表构成，其中很多人都是政治上的门外汉。他们提出的转型方案被证明过于激进，因而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9月5日的《经济学人》杂志写道，“失败的责任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制宪会议本身……在当选的代表中，超过2/3都来自主流政党之外。他们中有很多人来自强硬左派的政治新手和积极分子……他们很快就与普通选民产生了隔阂”。

在2022年9月下旬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所有派别的政治家都在讨论智利的制宪议程下一步应该走向何方。尽管还不清楚新议程的时间节点和具体细节，但仍有三件事是确定无疑的：

首先，智利将以一部新宪法来代替现有宪法。新宪法将重视和保障很多社会权利，并由国家免费提供。这部新宪法包含的社会权利不可能像被否决的草案中那么多，但是数量仍将非常可观。

其次，新宪法的文本将由选举出的代表在“专家”的协助下编写，包括宪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然而，这次编写宪法的整个过程将在政党的指引下完成，从而避免原来制宪会议的过激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

最后，新自由主义时代不会卷土重来，由芝加哥小子创建的经济体系大部分将被某种社会民主体系取代，这类似于欧洲盛行的那种制度，特别是北欧国家。这种深入的改革是否有助于智利实现社会和谐与包容，并且更为平等和繁荣，仍然有待观察。

亲历2019年叛乱

2019年11月3日，在智利人所称的“叛乱”爆发仅仅两周之后，我去了智利。刚一抵达，我就感受到相比上一次来到智利，这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距离我上一次访问，仅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焦虑的气息。

我花了十天时间与示威者混在一起，与他们一起游行；我听着他们呼喊口号，并与各个年龄段的示威者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有几次，面对警方我不得不落荒而逃，他们身着全副防暴装备冲向人群。为了尽量避免催泪瓦斯的影响，我用湿手帕捂住口鼻。我尽力躲避警方的高压水枪，但是并不成功：一天下午，我从头到脚都被淋透了，身上穿的高档衣物也被完全损毁。当警方往前冲时，大多数示威者就会尽快撤退。但是，也有少数被称为“前线”（frontline）的人坚守阵地，他们用自制的盾牌保护自己，投掷燃烧瓶，向武装警察（Carabineros）扔石块。当夜幕降临时，他们用激光照射防暴部队。

我亲眼看见年轻人被捕，警方殴打示威者。我也看到抢劫者从百货商店和其他商店抢走电视机、高档运动鞋，甚至还有冰箱。我看到地铁站被点燃，药店和银行被损毁。令我惊讶的是，很多示威者口中高唱的竟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足球俱乐部科洛科洛队和智利大学队的战歌。一天晚上，我找不到自己住的酒店。结果是因为酒店大门被木板封住了，包括一群目瞪口呆的中国游客在内的客人不得不经过边上的一个车库，再进入酒店。

到处都被涂上了下面这些口号：

新自由主义生于智利，也必将亡于此地！

不再需要芝加哥小子！

智利觉醒吧！

这不是因为30比索，而是因为30年的新自由主义！

最后一句指的是地铁票价上涨了30比索。

年轻的示威者中间洋溢着极为乐观的情绪。我交谈过的每位示威者都确信这场叛乱将会终结新自由主义模式。在他们看来，未来一片光明，在一个强调社会“团结”和机会平等的制度下，生活将得到极大改善。叛乱及其表现出的暴力行为将终结个人主义、贪婪成性和盲目追逐利润的行为。父权模式将被女权主义的视角取代，每个人都将得到有尊严的对待。对新自由主义的迷恋，比如竞争、效率、准时和“过度生产”（hyperproductivism），将被更高尚的目标取代，比如追求“生活的改善”。富人将缴纳更多的税，教育是免费的，并且质量很高，全民免费医疗将变成现实，每个人都能享受文化艺术，原住民将收回自己祖先的土地，环境将得到保护。在示威者的头脑中，并不存在在经济增长与平等之间需要权衡取舍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