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1年10月，联合国核查员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委会的工作是由三名美国人协调的——幕僚长道格·英格兰德、行动主任汤姆·布洛克和作为特委会情报官的我。

道格、汤姆和我都在《中导条约》期间初次接触军备控制工作，并将核查的法律授权（在伊拉克的例子里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87号决议）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然而，中央情报局认定，核查员就应该更加积极，甚至在法律授权之外开展行动。道格、汤姆和我提出了一个行动计划，遭到中央情报局反对。中央情报局联系了科林·鲍威尔，寻求将这三个麻烦的美国人撤职。然而，经过调查，鲍威尔站在了道格、汤姆和我一边。再说一次，让参联会主席为你撑腰，从来都不是一件坏事。

1993年秋末，我在伊拉克领导一次大型核查，寻找伊拉克飞毛腿导弹部队可能存在的余部。这次任务导致冲突的可能性很高，鲍威尔亲自参与其中，每周听取一次关于核查计划、培训和实施的简报。

鲍威尔确保美国提供足够的支持，并指派了参联会特别小组的一名官员作为联络人。核查按计划进行，有助于证明伊拉克实际上已经履行了拆除飞毛腿导弹、解散飞毛腿部队的义务。

鲍威尔一直支持这一目标。然而，他在任务结束前于1993年9月离任。在没有鲍威尔支持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能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伊拉克保留了多达200枚飞毛腿导弹，并借此进行虚假的宣传活动，诋毁核查结果并否定结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没有鲍威尔意味着什么。

鲍威尔（资料图/BBC）

鲍威尔后来离开军队，过起了退休生活。我一直在特委会工作，直到1998年8月，我辞职以抗议美国干涉核查。

我在参议院外交和军事委员会联合会议上就美国的政策缺陷作证，我因而受邀参加了由私募公司“Forstmann & Little”组织的会议。那是一家专门从事杠杆收购的公司，到1998年，成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它能够利用这一地位，为其控制的各个董事会配备一些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每年9月，Forstmann两兄弟泰迪和尼克，都会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举办一次会议。会上设立由许多这样的董事会成员组成的小组，讨论国家安全和国内政策问题，在1998年的出席者中，就包括鲍威尔。

作为新晋的“名人”（因为我在参议院作证的影响），我应邀参加了1998年的会议，在众多名人中，我能够花一些时间与鲍威尔就包括伊拉克在内的各种问题进行交谈。

他的智慧与随和的个性，以及对世界和美国面临的许多问题颇有见地的看法，让我上当了。

我想，如果这个人如果选择参选，很容易能当上总统。1996年曾有过鲍威尔参选的传言，但鲍威尔决定不参加。根据我之前在他作为领导者时共事的经历，如果他决定角逐白宫，我会支持他，在阿斯彭的相遇巩固了我的想法。

鲍威尔下一次竞选总统的机会是在2000年。然而，当乔治·H·W·布什的儿子乔治·W·布什决定自己竞选时，鲍威尔把对布什家族的忠诚置于个人的雄心之上，并支持小布什成功竞选。

鲍威尔被任命为国务卿，这是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黑人。我对鲍威尔寄予厚望，尤其是在9·11恐怖袭击后，那时美国正趋近与伊拉克——一个同9·11事件无关的国家开战。

但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2002年秋天，当我公开反对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开战的理由时，当我质疑小布什政府宣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事实上没有证据时，鲍威尔公开谴责我，并告诉记者“里特已经脱离了情报链相当长一段时间”。

尽管鲍威尔知道中央情报局承认没有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新情报信息，而且他们自己的信息可以追溯到1998年——当时我处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链的中心，但鲍威尔依然发表了这一声明。

2002年2月，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时，他未能通过对其个人诚信的终极考验，他向安理会、向全世界“推销”了一串虚假的内容。他的整个演讲所基于的信息，他和中央情报局都知道是虚假的，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发表了，他对布什家族的忠诚压倒了他对国家的责任感。

不幸的是，科林·鲍威尔将被他在安理会面前的表现所定义——对“我的错误”再怎么忏悔，也不能赦免他在使最非法的冲突合法化、为美军入侵和占领伊拉克铺平道路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导致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和数以十万计的伊拉克人丧生。

如果科林·鲍威尔在1996年或2000年为实现个人雄心采取行动，他本可以成为总统。然而，屈服于个人政治忠诚所带来的压力，鲍威尔暴露了一个现实，即他与任何其他渴望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人都没有什么不同，都情愿出于个人利益的目的，来牺牲国家利益。

（原文于10月18日刊载在“今日俄罗斯”网站，译者为傅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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