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修·布洛斯、罗伯特·曼宁 译/郭涵】

美国研究东亚政策的学者范亚伦（Aaron Friedberg）近期在本刊（《得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观察者网注）发表了一篇重要且发人深省的文章，研究过去200年来全球经济秩序的演变，并就当今全球化时代未来可能经历的失败或重构，列举了潜在场景。笔者认同文中关于全球化过去几个阶段的分析，但质疑作者提出的，构建一个基于价值观的“自由世界贸易圈”——即他所说的“全球化2.5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范亚伦没有考虑到一种可能：修补与更新现有国际秩序，进而反映全球财富与力量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转移趋势。当讨论一套以区域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秩序时，他实际上中意的结果，是一个由美国主导、“偏袒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然而，这套理论框架指导下的现实世界，必将支离破碎、冲突频繁，更多基于实力而非规则来运行。

一个“仅限接纳民主国家”的世界秩序概念，在逻辑上呼应了拜登政府关于“21世纪是民主对抗专制国家之争”的策略。但如果从能否构建一个更加稳定与繁荣的世界出发，这个提议的问题非常大。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曾任前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国家安全副助理

首先，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1年的进出口总额为4.2万亿美元），是美国欧亚盟友与伙伴的头号贸易对象，也是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其次，全球大部分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现出的中立态度——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与土耳其等民主国家——表明他们更多基于国家利益，而非民主价值观来行动。第三，除了为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运作构建相关法律、机构框架，本届美国政府现在还要求，此类贸易与投资必须对美国更有利。比如，拜登政府不愿签署任何伤害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自贸协议。但众所周知，一份贸易协议不可避免地会制造赢家与输家。

美国有许多方式来修炼内功，比如弥补就业市场技术工作岗位的供需失衡，提高美国中产阶级的竞争力，加强职业再教育，提供更多的终身学习机会，构建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包括普及远程医疗服务、普遍日托服务，以及与职业再教育挂钩的、更慷慨的失业保险。当然，贸易政治本来就是关于相当程度的市场干预与贸易管控——规定出口配额、自愿出口限制；或者当别国的贸易行为被视作不公平，亦或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战略性行业，而施加关税壁垒——通过这些措施导致的可量化后果，也是贸易政治的一部分。

然而，美国的外交政策战略家们似乎越来越一厢情愿地相信，面对美国的持久霸权，中国要么只能忍气吞声，要么就是被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所彻底孤立。这种假设的前提是认为，美国及其盟友依然有能力重新规划世界秩序，以满足他们对自由民主主义的偏好，而完全不考虑别国的感受。试问，过去几百年来，何时曾有过一个完全或部分排除了主要经济与军事大国，尤其是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又能稳定运行的世界秩序？

技术、经济与政治

在笔者看来，提出建立一个“偏袒自由主义的贸易体系”的主张，与范亚伦文中对过去200年来，全球化不同阶段的发端与运作所作的精巧分析和总结，并不一致：以市场趋势为代表的经济因素，加上科技进步等其它因素，是历史上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相反，政治干预也许可以搭起一个对本国有利的全球化框架。但政治挂帅下，这支乐队终究无法奏出一曲和谐完整的交响。

美国建立“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试图垄断地区经贸规则，供应链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图片：视觉中国

笔者讨论的是范亚伦文中所提，罗伯特·吉尔平富有先见之明的分析，即关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惠关系：经济重新分配财富与权力，进而导致政治上的变革，让政经关系重归有序。然而，这个理论模型夸大了政治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低估了科技因素的重要性。政治力量确实能构建一套经济运行框架，但在这套由安全架构与各种规章制度保驾护航的框架之内————经济是基于自身逻辑与需求来重新分配财富和力量。

比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为了满足西方国家对商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进出口需求，英美的自身经济扩张都导致了外部市场的发育。这样的经济往来帮助美国的贸易伙伴，包括中国，获得了发展机会与竞争力。以市场交换规模计，有预测认为中国在本世纪30年代初就会超过美国。中国自1978年以来令人惊叹的崛起，证明了经济增长如何打破现有权力平衡。在中国的案例中，这给美国带来强烈震撼，促使美国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范亚伦的文章对此有详尽描述。

经济因素也在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其他西方国家中，推动了一种诉求，即要求调整全球化的运行模式，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某种程度上说，在世界各地强行施加自由化，然后又失去了把控二战以来全球经济的能力之后，华盛顿现在寄希望于靠修改“谁能进群”的规则，来延续其霸权。范亚伦对世界贸易体系中现存问题的解决方案，将是一个“由欧洲、亚洲与西半球的发达产业民主国家抱团，所组成的一片自由贸易区，甚至可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联盟”。这是一厢情愿。该方案不仅不现实，还会扰乱现有全球经济秩序，最终损害美国与西方的繁荣，并增加潜在的大国冲突风险——目前这种风险已经高到不可接受了。

范亚伦列举的历史案例，同样展示了经济与技术因素的重要性，超过了政治因素。一个他所忽视的案例，也能强化这一观点：如果我们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第一轮周期是丝绸之路，始于距今2000多年前的中国汉朝，它通过不同形式（比如威尼斯的海上帝国）连接起亚洲、中东与欧洲，且一直持续到16世纪左右。这个体系下很少有被强加的人为规则，丝绸之路运行的主要动力源自权力，政治雄心与商人的逐利性。

范亚伦提出的“全球化1.0版”（1815年——1914年）的发展，既是基于科技的快速进步（电报，铁路与蒸汽机的发明），也同样基于一个后拿破仑时代的国际政经架构。这个架构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大英帝国与其它西方国家的比较优势之上，以及他们如何垂涎非洲、亚洲、加勒比海和其它地区的欧洲殖民地，那里的原材料。恰恰是关于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政治力量，而非财富再分配因素，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终结了全球化1.0阶段。

范亚伦划定的全球化1.0时代，是从拿破仑战败到一战爆发的一百年，主要由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推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可以说是一个大获成功的、偏袒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秩序，体系的中心是美国、西欧与日本。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的初衷，是为了吸取两次世界大战战间期，源自极端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教训。该体系有一套基于规则、开放且互惠互利的架构，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市场相对开放，而美国又是具备支配性力量的规则执行者，在整个体系中举足轻重。苏联与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自行选择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反而为这个体系设置了边界。

正如范亚伦文中引述、约翰·罗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评价，姑且不论其自身的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后冷战时期依然坚挺，理由之一就是：只要成员都有共同的使命感与共同利益，哪怕缺少霸权国家主导，一个多边组织架构依然能够照常运转。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参与国认为，不管有没有霸权国家参与，他们愿意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这个体系。

然而，随着欧洲与日本的战后重建，并在1980年代成为（美国的）产业竞争者，美国靠相对开放的市场再行慷慨，越来越行不通了。因为美国人不能接受两个过去被他们打败的国家，如今却在经济上大薅美国羊毛。在80年代，华盛顿开始反击，美国与日本爆发贸易战，日本车企被要求把在美国赚到的利润，用在当地投资新建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