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踵而至的移民团体通过承担自我牺牲的工程而拥有了这种民族叙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成为人民主权的一部分。历史地讲，美国的公民身份取决于一种被认为具有承载起人民主权肉身（material presence）的能力。相反地，任何被认为不能够承担这种责任的群体，如黑人或华人，从来不被欢迎。这并不是关于正义的计算，也不意味着美国人的这种感知同质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他们自己关于正义的理解固化了。美国人希望他们的法律是公正的，但这恰恰首先因为这是他们的法律。

外人基本无法体验美国政治的牺牲特征。牺牲与人民主权之间的联系塑造了美国的内在想象，而不是权力的外在感知。某人通过暴力威胁来实现自我牺牲的事实，并不能改变这一暴力形式对于受害者的意义。然而在国内，只有当公民通过牺牲行为体验到自我的真谛时，人民主权才存在。如果他们把牺牲当作是一种需求，可以被任何外在于牺牲本身的标准所度量的话——不论这种标准是长远利益还是正义——那么作为神圣观念的人民主权就被消解了。我们可能依然投票，但选民们从外部把众多目标带入政治过程，国家已经变成了实现众多目标的一个手段，这些目标也许是商业的、也许是家庭的、也许是慈善的，或是全球性的。那时，政治神学工程就再无意义了。

如果主权者仅是以牺牲的形式表现自我，那么这个国家就将处于末世论时刻。该末世论已经从神学猜测转变为热核反应的现实威胁。我们不应该忘记位于美国政治想象边界的这一可能性。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接近人民主权的仍然间接地通过法律的表现和仪式得以实现。理解美国法治的出发点就是认识到法律的权威并非来自对正义的需求，而是来自主权的意志。这是法理学的古老理念，但是它在美国却表现为不折不扣的事实：法官的权威直接来自他/她对于法条的意涵的明确表达，而这些法条本身就是人民主权的"遗迹"。法官们并不以法律专业知识来治理我们。相反地，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了法律。这是法官任命听证会的通过仪式所包含的意义：在这一程序的结尾，法官得以重生，他身上的一切都被清空，只剩宪法。

近来，西方国家在法学方法论上出现了显著的合流趋势。法庭依据繁多而重叠的国际公约中规定的人权清单进行工作（这些权利对于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秩序来说是必需的）。法官的工作就是继续审慎的理性程序：他/她考虑如何将权力在特定语境中予以实现，同时照顾到其他利益和其他权利。这一方法论被称作“比例原则的审查”（"proportionalityreview"）或“利益均衡”（"balancing"），它们被认为具有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因此，法官从外国法院获得指导原则或者将判决置于跨国法庭中就理所当然了。理性没有时空界限。法官是专家，而权利是他们的专业领域。

美国宪政主义却不符合这一全球模式。这不是因为美国法的权利内容，即“公民权利”，与国际人权有实质性差别。事实上，美国例外论的一个悖论就来自这种实质上的趋同：如果两者没有实质上的趋同，为何这一司法推理的模式在美国政治中成为如此受争议的议题呢？在三个维度上,这一模式根本不被完全看做法律的样板，而是司法不正当性的样板（judicialillegitimacy）。第一，法治不是专业的科学知识的产物。第二，法官并不被作为专家而获得尊重，因为从来没有什么“政治专长”，而美国法律必须总是对美国政治负责。第三，如果既不是法律科学，也不是政治专长，那么运用推理的主张要么是错误的意识，要么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

如果美国法官不是在依据理性来辨明具体背景中的权利的进步主义路径，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解释文本。他们的权威并非来自普遍理性，更非来自对“考虑各方利益”的合理性判决的要求。美国全部关于法律权利的辩论都是解释学意义上的：法官和律师争论的是针对文本要采取何种适当的解释态度。对于不知情者来说，美国的文本主义解释方法看起来非常奇怪。他们问，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关心一部两百年以前由一群毫无代表性的、享有特权的白人成年男子制定的文本？美国人受制于这样一个文本否认了自由政治理论的前提：政治秩序就是在理性的指引下不断改革以实现个人的福祉。在这种膜拜古旧文本的法律文化中，进步的可能性何在？

我的表述已经提出了一个答案。当谈到对于古代文本的诠释时，我们就从一个正确的方向来看待问题了。美国宪法文本的权威性既不来自民主正当性主张，也不来自正义的主张。国父们并不生活在科学的黄金时代。他们是奴隶主，在道德上不完善；他们是富有的白人成年男子，在政治代表性上也有缺陷。这都没关系，因为他们所创制的文本并非由他们授予权威。相反，宪法文本具有权威性是因为它是人民主权行为的展现。这个文本就是人民主权存在的遗迹和证据。

司法这一角色应当被看做是一种仪式的形式：它连接日常生活与神圣存在的遗迹。司法裁判的特权就来自这样一种信仰：美国公共生活的意义源自这种关系。因此，美国人可以向生活的任何方面发问：“它合宪么？”。他们遵从法官，因为通过法官的声音，美国人再次听到现在已经退场的人民主权。如果他们不能听到主权的声音，他们就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听从法官。

美国的法学家经常试图解释司法审查这种反多数工程是如何在一个民主制度中获得正当性。但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美国政治想象的架构。对于美国宪政来说，我们可以用圣安瑟伦的话说“我为了理解而信仰”^[3]。宪法之所以有约束力，是因为它是人民主权的产物。只要人民主权的信仰存在一天，宪法就有约束力。

很多美国人继续生活在神圣的时空中，在这一时空中，无限通过取代有限来宣告自己的存在；在这一时空中，法律的合法性根源在于仪式；在这一时空中，外部世界同时被视为威胁与使命。我们在传教士的热情和孤立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美国人不能将他们的法律完全无误地输出，因为这毕竟是他们的律法。但美国人又不能认为其他国家没有着同样的能力，通过人民主权实现真正的自我创造。他们不禁相信别的国家也希望像他们一样。

当然，我如此尖锐地提出我的不同观点是为了强调个中不同的世界观，试图洞悉对美国政治实践的一些误解。这些论证听起来似乎只是一种对政治文化的护教学^[4]（apologetics）。今天，这一辩护被好莱坞和军工集团这两大双生力量所驱使，前者代表无休止的个人消费，后者代表贪婪的对外政策。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些力量的存在，人们也不能否认有宗教信仰的人同样追求他们的欲望和利益。宗教与信仰和德行有关，同样与怀疑和罪恶有关。同样地，政治神学的观点不应当被视作是对科学和理性的主张更为一般性的质疑。我们不是一个反对现代科学洞见的创始论民族。我们不拒绝理性，但是我们也不能说科学已经使我们相信宗教信仰只是错误的信念。对于政治信仰和实践来说也是如此：政治理论的洞见必须找到一个在人民主权信仰之侧的栖身之地。然而，通过科学和利益我们都不能发现美国政治想象的基本架构。

当代政治神学并没有对神圣的本质作出一个形而上学的主张。其研究对象是想象和我们的集体想象建构和维持的意义世界。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政治神学工程，其中的关键概念就是作为神秘主体的人民主权，作为自我超越的牺牲行为，以及作为退场的主权者的表达的法律。我在描述一个友爱共同体（a community of love）。如果不明确表达这一点的话，我的描述就根本不完整。一个友爱共同体有着明确的时间与空间的边界。美利坚是一个对自身持续不断的考验：维持这一共同体的信仰是否会衰败？如今，这一考验不仅来自消费的诱惑和权力的罪恶，也来全球正义需求的兴起。理性对爱构成的威胁并不比利益更少。

美国例外论是由每一个友爱共同体构成的例外论。我不能告诉每个人他们是否应当为爱放弃正义抑或为正义而放弃爱。这就是价值不可通约的说法的涵义所在。我能说的跟所有信仰形式一样的，爱是脆弱的。当信仰不足时，我们发觉我们过去为爱所做的一切现在看起来只不过是不义。正是这点让国家变得如此危险：曾经的牺牲转瞬之间变为谋杀。然而，没有爱的正义不大可能打动那么多人，因为我们冀求那种超越、而非整序有限生命的意义。

（曹宇、徐斌译，刘晗校）

注释：

[1] Great Awakenings:大觉醒，18世纪中期北美殖民地的新教复兴运动。发起人为到北美传道的荷兰归正教会牧师富瑞林怀森。该运动以奉行传道方式来激发信徒的宗教情感。由于该运动着重强调个人的悔改重生，倡导严格的道德和敬虔的生活，所以被认为是17～18世纪初德国虔敬派和英国福音奋兴派在北美的回音。第一次大觉醒指从1725-1770年在美国殖民地（尤指新英格兰）的新教徒中的一系列宗教信仰复活运动，第二次大觉醒指1790年代在新英格兰和肯塔基兴起另一个奋兴运动。

[2]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20世纪70年代美国军事战略专家就核战争提出的)同归毁灭论，确保同归于尽[略作MAD]。

[3] Saint Anselm：圣安瑟伦（1033-1109），又译为“安瑟尔谟”，意大利神学家和哲学家。为早期经院哲学的主要人物，特别以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和赎罪理论传世。文中此语是圣安塞尔姆处理信心与理性的关系的。

[4] Apologetics：辨惑学，护教学，基督教神学课题之一，运用哲学、法学、逻辑和论辩术为基督教教义等辩护，用以指代为历史事件、人物或学说等所作的系统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