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牺牲之上的民族是一个愿意杀戮的国家。事实上，这是一个常见的悖论：为了爱，我们愿意摧毁别人。如果要问政治神学工程与神学工程有什么区别，我认为区别就在：二者都将意义建立在牺牲之上，但政治牺牲往往存在于杀戮与被杀戮的相互暴力。心甘情愿的死亡给了杀戮特别的许可，这一原则在人道主义法中以战士特权的形式合法化。基督教的牺牲没有任何威胁性暴力，这个牺牲观代表着政治的终结。政治杀戮确立了国界；而基督教的牺牲则奠定在无国界的教堂之上。

美国无法将自己想象为一个殖民主义霸权，因为它将自己的权力理解为自愿牺牲的结果。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祚半数是战争或者备战的历史，其中包含过去的一百年。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毁灭一切的核威胁一直存在。美国人在国家要求普遍牺牲的阴影下度日。政治认同总能取代其他观念中的自我，而且政治总是成为生死攸关之事。即使我们批评伊拉克战争（就像一直被误解的那样）的时候，我们再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这次失败至少在部分上是因为政府不能成功号召全体人牺牲。

尽管有很多关于参军人数的人口学统计，如今反恐战争被想象为在政治牺牲的框架之内进行。新的战场被想象为任何地方，因而就是在每个地方。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被要求去牺牲、去杀人。这一新的为国家重生而尽力牺牲的样板时刻并不是世贸双子塔的倒塌，而是美航93号的坠毁，它上面的乘客以杀人和被杀的方式做出了牺牲。在这个新的时代，每个公民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征召。这种征召已经超越了法律规制的能力。反而，征兵标志着政治牺牲的后法律（post-legal）境遇。

我们经常通过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来理解这种牺牲传统：公民士兵在追求公民荣誉过程展现军事美德——荣誉和勇气。这一思路为我们揭示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围绕美国例外论的长久的斗争。但双方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比较接近要害的是卡尔•施密特的例外（exception）概念。然而，在美国，例外受到了人民主权思想的影响。由此，例外变成了卓越（theexceptional），就如美国例外论所主张的那样。

在牺牲的政治中，关键在于个体参与到人民主权这个神秘身体中：放弃自我，存活在人民主权这个超然的存在中。美国的人民主权绝非一种通过选举实行自治的理念，因为选举仅仅表达了不断变化的群体联合中多数人的意愿。政治理论可以给我们传达这种关于人民主权的程序主义观点，但按照这种认识路径就好像我们可以通过出席教堂的人数来理解宗教信仰。人民主权是一个跨时空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多元主体。正如神迹不能为信仰之外的人所见到，人民主权对于存在于它之外的人来说也是不可见的。这种信仰体验的物化对象需要通过牺牲的想象加以维持。这种牺牲的想象就体现在电影、书籍、政治修辞中不断重复的国家叙事。

任何神圣事物的表现形式总是一种实然和应然的交汇。美国总是努力实现自己已实现的，即实现人民主权所表达的终极意义。这个国家的历史是一个双重叙事：神圣的展现与消失同在，一种原罪与救赎的政治生活。这就是司法审查的政治神学意涵：它询问日常政治程序产生的法律是不是人民主权真谛的宣布，抑或只是一个错误的显现？最高法庭的角色就是让美国人回忆起这个国家自我创生的断裂时刻。

人民主权的每一次显现都是奇迹性的。它存在于常态过程和日常关切之外。因此，它的形式总是以暴力为标志，因为无限物的本性就是替代有限性。只有在该民族承担起解释已经逝去的主权者现身的遗留物的责任时，秩序才得以才恢复。这些遗迹就是美国政治的高级法。在美国生活中，法治就是一种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原初暴力行为——即其神秘现身——基础上的宪政。

美国的人民主权通过两种形式得以实现：牺牲与代表或暴力与法律。在牺牲中，主权以直接展现的方式被体验到；在法律中，主权的展现通过象征和仪式被间接体验到。二者的关系是同一性与代表之间的关系。二者都是政治想象的必要元素：革命之后必须有宪法，宪法必须以革命为根基。公民将通过对人民主权的法律表达来看清这是谁的法律。没有这些，法律或许也是公正的，但却不是我们的。在同一性与代表之间居中调停的是解释。这里，我们发现美国法律辩论的形式和它的激烈性的本质。它之所以在外人看来如此的非理性，是因为这些辩论实际上并非真正事关正义。相反，他们事关我们能否通过法律实现一个自由的和有意义的自我的可能性。

我所谈到的政治牺牲并不是一个隐喻。牺牲就是通过实现超然价值而放弃有限的利益关切——直接位于身体的安康——通过使无限出场，打破了有限，关于冗余物的规范体验通过让无线物现身而摧毁有限物。这种体验为国家（nation）共同体所构成。这是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神学工程活着的意义，因这一意义，国家的存在不再是简单的众多目标的一个。相反，为了它可以毁灭任何其他事物的存在，并且它有获得其他所有事物的权利。美利坚民族只希望一直做他自己，举个例子，它一步未踏上通往世界主义秩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