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商和购车者——特别是年轻的购车者——在“小型客车”这一工具中，植入了、也寄托了对“中产阶级”的精神想象：舒适，自由，个人主义，色彩明亮。在这个“中产阶级”的3D建模的公路上，没有限速标志，没有交警，没有尾气，甚至没有别的车。一个中产者——至多包括他/她的恋人和家庭全员——完全支配了整条道路，所有组织化和结构化的限制在驾驶者的行进中化为腐朽。

私家车可能提供的实际便利，加上“中产阶级”的精神动力，使得“购车上路”成为一个解放自我的美好情景，误将“驾车”视为自由的一部分，却微妙地掩盖了它与性命的密切关系。驾照学习过程中和考试前会向候考者播放惨不忍睹的车祸镜头，因为太过血腥人们往往掩面不看。拿本、接车之后，人们怀着自由和主人的心情来到公路上，立刻就陷入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时时刻刻在持续的战争之中。关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及，人类原本处于“自然状态”之中，每个人都享有绝对的自由和对自身的完整支配，却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就成为某种秩序的起源。我国的公路，也从1980年代的结构性的一元权力支配的空间，转型为今天个体的、分散的“中产阶级”伸张权利的空间。

今年有三个与公路有关的社会新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它们从多个角度反映了“路怒”症的来源，反映了“中产”的权利意识及感知到的权利冲突。第一是某市司机因不满前方非机动车阻碍其行进路线过久，而在超车时擦挂后者，而致非机动车驾驶者死亡事件；第二是上海司机抗拒执法致死交警事件；第三是这次沸腾的成都肢体接触事件。

第一条新闻媒体报道甚少，但恐怕却反映了当前公路上最大的权利冲突，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的冲突，往深里延伸一点，就是“中产”与“非中产”的权利冲突。对于车里的司机而言，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非机动车和行人是每时每刻都要面临的巨大挑战；而对车外的非机动车和行人而言，市政建设似乎是越来越偏向于机动车，自己的空间正不断地受到压缩。而“后发国家”的国情决定了车内和车外的群体都拥有庞大的数量，双方也都认为自己的权利是理所当然，权利的认定和分割的复杂性不言而喻。

在第二起事件中，肇事司机的微博被翻了出来，却是一贯把挑衅交警当做声张“权利”的手段，这样极端的人固然少见，但认为自己天纵英才奈何却被交警和规则限制的司机似乎也不少见，将交警视为碍事的“权力”，又进一步增加了公路的战争性质；

而群众喜闻乐见的第三起事件，可以看做是“中产”群体内部的冲突，无疑，在驾车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充满着愤怒的，曾经有个玩笑的大意是，“比我快的都是坏人，比我慢的都是傻子，和我一样速度的都挡了我的路”，“路怒”的原因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很多时候恐怕当事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每个自由的人的“路怒”，就使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有了开战的理由，而在“自然状态”中，支配的权力属于强有力者。何谓公路上的强有力者？可以是男人对女人，也可以是壮汉对宅男，可以是工作场合的打击报复，也可以是法律问题上的金钱与权力的交锋。在这种力量的角逐中胜利的，显然不是“普通人”。

而对于普通人在自然状态下的归宿，霍布斯说，出让自由，换取安全，出让的对象是一个强大中立的存在，它制定规则保护所有人的安全，而所有人都承受挑战规则所带来的惩罚。这就是在绝对自由的场景上诞生的利维坦。我们这些“司机”，如果不能早日意识到“驾驶”实质上并不是一种自由的优越感和权利空间的扩大，而是为了应付现代“生活”而被迫进行的性命相博的话，那么或许迟早会见识到真正的利维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