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忧虑内地“强国梦”式宣传简单复制，可能导致事倍功半。在内地，“强国梦”主题在于“强”，而“国”是存在的前提，在香港却是缺失的一块。在内地可以说“咱们其实不差”，但香港本土思想并无“咱们”，却总是有“我们香港，你们中国”。内地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未来好不好”；香港问题则是“国家跟我有什么关系”。所谓人心没有真正回归，就是香港没有经历“构建国家”的过程。国家建构的本质，就是构筑命运利益纽带，对付他者的威胁。本土派势力日益壮大，一来在于抓紧了社会矛盾，二来利用了最为显而易见的现象——两地融合，建立相应的对抗符号。在政治手段而言，他们已经在“建国”方面早着先机，而爱国阵营却反应迟缓。

本土主义的瓦解应当依靠实际的、为香港群众带来福祉的措施，使群众的生活与国家形成利益纽带，尤其在楼市、就业方面。

我觉得，想要香港人心真正回归，建立国家观念（而不只是“中华民族”观念），这是绕不过去的一步。现在不是没有爱国青年，可是多数都是富二代，利益不平等嘛。

比如自由行问题。它是带来旅游业收入没错，但是不要想象成香港乡村忽然涌进游客，村民个个发财；事实是，本来好端端的自食其力，忽然要做低声下气的工作（虽然港客其实比陆客没礼貌），而且满街都是人，楼下麦记变必胜客，超市贵了一半，地产商赚翻了，周生生和莎莎赚个零头，但是我呢？一毛钱也没。

这不是内地人民的错，不应成为矛盾，可是毕竟因为两地交流而起，要是政府不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民众要怪罪，尽会怪到内地头上，专门针对你小孩吃东西，辱骂你的简化字。要是政府打击地产，把收入留给零售商，再向零售商征收什么市区环境税和秩序费之类，用来改善社区，或者拨进社福储备，谁还反对自由行？

爱国面前，要人人平等。

当代社会已经不可能不介意民心所归，毕竟不能把人赶下太平洋，不能施行非人道措施，断水断电断网络；而他们只要三餐温饱能上网，就能引发社会不稳。

政府带头定义本土，会成功吗？

不过目前建制派的“再定义”只是对本土主义“文化符号”加以肯定，赔笑赞赏，但是没有触及他们坚守那些“文化符号”背后的实际理由。那么不就等于呼吁本土派重拾多年以前“民主回归”的精神，把时钟拨回1980年代。然而这样恐怕将流于无功。我写过：

虽然“传统泛民”一开始以“民主回归”作为号召，司徒华等人多次、多个场合体现中国人的爱国情怀，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情怀只存在于他们的个人经历和习惯之中，而不能在他们建立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生存。

因为一个群体的民族身份的维系，端赖记忆、历史环境、教育文化。新一代固然没有记忆，但社区历史、教育和传媒体系，依然担起民族身份传承的重责。香港本已缺乏社会历史，尽是殖民印记，何况“传统泛民”支配多年的教育和传媒，基本上全然采取敌视中国内地政治和文化的态度；在老一辈的论述之中，固然可以演绎为“我那时很好，现在不好，以后要改好”，但在新一代心中，“我那时”并不存在，没有感情，现在则是满目“沦丧”，民族情感无从建立。是以，一当老一辈相继退出，那么“传统泛民”的意识形态体系自然衍生本土主义，他们觉得没有义务为了上一辈的“我那时”而去争取。

建制派推出这个说法，只能争取“传统泛民”的倒戈，不过其与本土派此消彼长，建制派应该预期即使成功战果亦颇有限。

可见，连理论高度也是早晚辩不赢的。何况，本土派难道只是理解错了《基本法》，误会了“本土”的涵义？莫非“占中”那时的违宪主张，真是反对派理解错了中国法律？如果不是，那么本土主义所坚持的，就不是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问题，他们并非没有“开往大埔的红Van”就活不了，也不是真的那么仇视内地人和普通话。这种仇视是无理的，只是一个可以随意放大的投映。

英国人也改变了生活方式，怎不见香港人那时群起反抗？因为再不甘，英国确是带领香港迈入城市文明的主。

那么，香港本土符号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话都说烦了，就是产业和土地，香港基尼系数0.53哦！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一时拿不出实绩。最大的障碍就是既得利益资本阶层，所以若然希望民众相信政府走在这条路上，最好就拿出抗衡资本的决心；有些政策不会显著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比如每年定额法定有薪假期，是可以作为政治旗号的。然而，这次施政报告只字未提。

高铁香港段800个亿，机场填海建条跑道1200亿，普通人乍看上去都是资本的利益，但是带来的社会福利官方还是提得太少。

抨击报告、表示“要研究”是否支持梁振英连任的郭伟强和邓家彪，是工联会议员。工联会的会徽是这样的：

所以观察者网网友“明思贺”给我的评论很对：“P姬，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建议，只有在‘一国一制’的情况下才能实施。以香港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指望政府自身能实施这种政策，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