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

2.1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技术、制度和经济条件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结合在一起，从而证实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涉及积累自身的环境（利润率是其主要表征）、与积累和竞争相关联的制度因素、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条件分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技术条件。当这些条件不能匹配的时候，剩余价值往往难以充分用于积累，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受到阻碍。在概念上，马克思把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占全部剩余价值的比率称作积累率。在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利润率的周期性下降会相应地降低积累率的水平。除此之外，在某些历史时期，利润率和积累率之间还会出现以下背离：一方面是利润率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积累率的持续低迷。这种背离关系意味着，尽管资本家占有了大量剩余价值或利润，却没有充分地履行积累的职能，而是把利润大量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甚至用于投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即占有剩余价值并进行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就遭到了破坏。

两位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在下图1中描绘了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积累率和利润率的长期变化关系。图中显示，1979年是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即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年代”，积累率和利润率的变化是大体一致的。而自1979年即新自由主义崛起后，两条变化轨迹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在1980-1997这十七年间，利润率处于回升阶段，但在这其间的头十二年里，积累率一直呈下降趋势。1992年以后，利润率在股市繁荣的驱动下强劲增长，积累率也从谷底摆脱出来，并和利润率一同攀升。在1998-2000年间，积累率伴随着股市泡沫继续增长，利润率却先行下降，预示了接踵而来的互联网泡沫的破灭。2001年后，利润率又转而上升，积累率则跌至战后以来的新低。巴基尔和坎贝尔计算了美国非金融类企业部门的积累率在税后利润率中所占的份额，用以表示有多少利润被用于（或未被用于）积累。1948-1979年间，该比率为0.61；1980-2007年间，该比率下降为0.43。他们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那些未用于积累即生产性投资的利润，很多变成了红利，加入了金融资本的循环。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构成了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

图1  1948-2008年美国非金融类企业部门税后利润率和积累率

出处：E. Bakir, and A. Campbell, “Neoliberalism, the Rate of Profit and the Rate of Accumul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2009,Vol.74, No.3, p.328, Figure 1.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首先取决于技术革命所提供的知识存量的增长，后者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关于科学和工业的关系，马克思曾这样写道：“一方面，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析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然而，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另一方面，现有的机器体系本身已经提供大量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在这段话里，马克思总结了科学知识和工业的双重关系，一方面，科学运用于工业，在这里，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外生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换言之，技术创新具有所谓的内生性。

马克思没有虑及的是下面一点: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有可能赶不上资本积累——或过剩资本增长——的速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会遭到压制。马克思没有考虑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经历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的长波，后者迟至20世纪初才被凡·盖尔德伦和康德拉季耶夫分别发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技术前提，不是泛泛地来自一切科学，而要受到一场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轨迹的约束。正如新熊彼特派经济学指出的，技术革命以及相应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有其自己的生命周期，在其生命周期的前期和晚期，技术进步的性质和投资于创新的机会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些现象对处于不同时期的资本积累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言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则指的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家存在的各种制度型式是否促进或妨碍了将剩余尽可能地投资于创新，从而促进或妨碍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取决于企业之间开展竞争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种竞争的压力是如此巨大，资本家为此必须尽可能地将剩余价值用于生产性投资，并使生产过程不断地革命化。美国历史学家布伦纳在比较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时正确地指出：“概而言之，资本主义唯独在西欧得到成功的发展，这是由阶级制度、产权制度、剩余榨取制度决定的，在这种制度下，剩余榨取者为了增加剩余而被迫采用的方法，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尽管并不完美——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相适应。把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的，在于资本主义要求那些控制了生产的人主要通过增加所谓相对的、而非只是绝对的剩余劳动，来提高他们的‘利润’（剩余）。”

问题是，造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上述竞争并不总是无条件地存在的。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之间的竞争以及价格的调整，往往受到垄断势力的妨碍，这使得技术进步的速度无法得到充分的保证。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流行的垄断竞争，往往造成大量剩余在广告、产品差别化等非生产性用途上的浪费，这些现象都阻碍了真正的技术进步。更何况，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还会受到国家权力的干扰，后者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贸易战、甚至真正的战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还受到普遍流行的资本积累金融化的妨碍。金融化是一种制度现象，它是由各种形式的金融资本以及和国家相关联的各种制度型式支撑的。金融化首先意味着，在金融资产部门存在着具有租金性质的超额利润，它吸引了在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剩资本；其次，它意味着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从股票到房地产部门的金融资产泡沫的发展，这给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再次，它还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在医疗、养老和教育等各类项目上，劳动力再生产都变得高度依赖于金融资本和资本市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使剩余的获取脱离了生产，甚至以榨取劳动力价值作为利润的新的来源，从而在根本上破坏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