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未来的成功人士、国家社会的栋梁之才，是否必须首先在学校教育中脱颖而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未必”变成“必然”在中国大约只花了10年时间。

社会的骤变令人措手不及，激烈的考试竞争令人望而生畏，“读书无用论”和考试批判论迎合了某种侥幸心理和旧观念，当一些人还在反思学校教育、书本知识与考试筛选背离了“真正的教育”，社会结构已经快速地从混沌无序发展成层，成为社会精英之路眼看着就被学历精英所垄断。

衡水中学校服上印着追求卓越。中国青年网通讯员 赵柏钧摄

（二）前置社会性分流消失后的改革要求

在不“反智”、不放弃严格的公平竞争与起点机会平等原则的前提下，学业考试竞争无可避免，而教育机会的大众化又造成学业竞争的大众化。人人都要经历学业筛选的时代已经到来。问题在于，学业筛选的普遍化不只意味着扩容筛选量，而要通过全面立体地理解变化，把握发展态势，积极构建新的筛选机制。

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力主推进高考改革的动因不应简单归于这项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事实上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缺，而是在社会快速的发展中，要使教育考试系统驾驭住新的局面：高考要从为精英教育体系提供竞争机会，转变为支撑起大众教育体系并容纳精英选拔所必须的竞争。

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高考的存在并不像今天这样全面支配大众的基础教育。曾经，在有限的学校教育机会，拮据的家庭经济条件，以及人口和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综合作用下，18岁人口在高考前就实现了自然或自觉的分流。

虽然90年代初有“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说法，其所谓“千军万马”描绘的还是精英教育系统中的学业竞争，毕竟当时的“报名率”不到15%。可以说，那时的高考实质上并不是大众化的高考，考试竞争的压力也没有过度泛化。

随着学校教育普及，家庭子女人口减少，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每年参与高考的人数超过18岁人口数的一半，并不断继续攀升。目前除了中考，全体系没有其他分流机制像过去那样在高考之前率先完成分流，也就是说，前置的社会性分流的消失，标志着高考竞争的大众化。

一方面，由于参与高考且被高考决定升学去路的学生人数极为庞大，高考不得不承担起超大的社会责任，以至于成为了裹挟全民，影响笼罩基础教育全过程的令人“畏惧”的制度。结果，多数人从小的学习便不得不以此为指归，一切难以落实为高考分数的，哪怕十分有益的教育和学习都成为不必要的。于是“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方面，考试本身也为了适应大众需求发生质变，选拔功能钝化，筛选效率大打折扣，导致在当前人们的观念里，高考要维持“公平”的价值就会与“高效”的优势构成矛盾。

通过前述历史分析可以推断，作为基础教育“指挥棒”和人才“筛选器”的高考存在一个有效容量区间，大幅扩容或者说威胁到高考的效能，表现为“高考竞争大众化”。由于基础教育升学机会的开放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前置的社会性分流几乎消失。要使这种局面发生变化，立足于教育本身，现阶段改革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重构我们的教育考试升学系统，使每个人的学业竞争都限定在必要的限度和范围之内，从而避免竞争的彻底泛化：即每个人与每个人在所有学习阶段展开竞争，以至于在竞争中耗尽学生时代。

以及，对于必要的学业竞争，能否通过考试形式与命题的优化放大其对国民素质的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的无序蔓延？

当然，曾经起到分流作用的社会条件可能在未来以不同的方式再次施加影响。在教育考试改革中仍需留意，诸如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变化、财富分配与阶层结构的变革、产业技术革命、新农村与城市化、青少年文化风潮，还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等许多外部因素在未来可能会重新形成显著的社会性分流。届时教育内部的压力将在多大程度上自动消解，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三）“新高考”:构建宽严有界、一体多径的升学系统

过去，“一考定终身”的提法往往被个体化地解读，用于反映一个人的前途命运被高考所左右的焦虑情绪。暂且不论这种焦虑是否存在部分正当性，在尝试了多种改革试点后我们发现，只要考试结果“说了算”，不论是“多次考试”、“选择性考试”还是“复读”，都不可能解决这种焦虑，甚至还会放大竞争性弊病。

同时，在历次改革中，考试公平得到了一贯的坚持，公平性保障得到不断的加强。可以说，教育机会的分配由考试结果所决定，这构成了中国高考制度与高考精神的本质。

关键在于，“一考定终身”所揭示的改革动因不能只从个体感受层面来理解，它真正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如果存在前置的社会性分流，“精英教育社会”的高考可以是高等教育入学前的一次考试。

当教育机会开放消除了社会性分流，那么要能够驾驭“大众教育社会”的高考却不能只是那一次，还要为大众的教育需求开辟更加多元的升学路径。更重要的是，如果充分理解了“大众教育社会”的本质，就会意识到改革成败将取决于教育系统能否恰当地为各阶段学业竞争设置边界，从而扭转教育系统在扩张中因无序扩容接纳而造成的边界模糊、目标混淆，相互遏制。

至此，高考改革的目标与挑战可以设置为：构建起兼容“英才选拔纵向分层”和“大众升学多元适配”两种功能定位的考试升学系统。

前者要求严格的选拔性考试与代表国家教育指挥棒的统一性，它不仅要坚持考试公平，还要维持一种道德秩序。即根据可见的统考分数来秉公分配竞争性的公办教育资源，其选拔和分配最终不是为了满足私利，而是为了培养能够承担国家与社会责任的精英人才。

后者诉求宽容的普惠性考试与多元适配的路径选择，它倾向于市场的供需原理，即根据个人偏好、学业能力与经济支付能力提供与之相称的教育服务，旨在普遍满足个性化的高等教育需求。成功的“新高考”改革将成为这套“宽严有界、一体多径”系统的总称。

眼下，由于统一考试招生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强化，市面上杂多的考试竞赛受到清理和约束，“强基计划”为自主招生、特长保送生等制度翻开了新一页，改革还需继续致力于如何在一个“大众考试竞争社会”中为拔尖创新人才“冒”出来提供机会，开辟通道。

当前的教育体系迫切需要政府力主扩大广义上的选拔供给，让更多元的才能、多样的需求都能在公平的舞台上展露出来，既可以为高考在早期实现“硬分流”，也可以向学生家长和学校释放信号，调整预期，避免学业竞争大众化趋势带来的选拔性压抑。

本文的建议与未关注到大众化结构性变革的策略之间决定性的区别在于，强调要使一个教育体系包容两种性质迥异的升学路径，能够依据社会民情和经济技术条件设置通路与边界。“先粗筛,后细筛”便是据此初步提出的一种改革思路。

总之，在大众教育社会的转型中，高考改革需要全局性的举措，有赖于国家考试主管部门、基础教育界与社会一起，共同再造适应新局面的教育选拔与分流机制，从基础性的选拔与分流制度供给入手，提供丰富多样的教育机会与发展途径，这将成为中国教育治理能力的最佳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