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普惠性增强，选拔功能钝化

在急剧的教育扩张要求面前，高考逐渐演变为“大众的高考”，包括使命题定位更加标准化、平易化，在考试技术和组织手段上适应了超大规模下的实施保障和公平监管要求，还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倾斜性的优惠等。应该说，这些只是使高考能够顺利地容纳更多考生，体现了教育机会分配的普惠性，但是这种静态的“大众化”没能首尾相顾，不足以使高考积极地统领教育系统。

为了进一步分析高考命题的普惠性变化，以河北省理科为例，根据其历年高考的一本、二本、专科等几条分数线做图（见图3）。其中，为了表示最高层次的选拔要求，采用历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在河北省的理科录取分数线的平均值来做出最高的分数线（下文简称“清北线”）。

图3 河北省历年高考分数线（理科）

首先，从下向上依次观察，图3中以2010年为界专科录取分数线发生了鲜明的变化，此前在300—400分之间移动，此后大幅下降至200分。750分满分的考试中得到200分的得分率仅为27%，而高考各科命题中都有相当的分值是用来检验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的，200分意味着掌握基本知识方面存在明显疏漏。这条分数线近10年几乎没有随历年命题难度的波动而变化。综合这些情况来看，200分看似为“门槛”一般的分数线，实则是降无可降的合格线。分数线定在200分意味着这项考试对专科入学而言已经没有了筛选功能，决定入学与否更多取决于学生的意愿——他是否愿意完成最基本的学习任务，愿意参加完考试，报到入学。

从录取分数线演变为准入合格线，说明2010年后专科文凭在社会上不再具有相对的符号优势。对学生而言，这种高等教育学历的价值更多在于受教育、涨技能本身，而再不能够满足人们借此出人头地的进取心。可见，在高教扩招过程中，首先丢失选拔性的是专科教育。

其次，以2014年为界，此前一本分数线基本平稳，二本线略有所下降，此后，一本、二本线显著大幅下降，二本线的下降幅度之大，与五年前的专科线大有同步趋势。

在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张而适龄人口显著下降的大背景下，2014年以后，一、二本分数线难以维持在原先的分数段而大幅下跌，说明高考全国卷维持一定的命题难度的前提下，又要保证足够数量的招生录取，呈现的结果便是降低分数线。录取分数线的大幅下降意味着更多考生得到了继续升学的机会，体现了普惠性，同时也暴露了扩招中大学生源质量的劣化。

更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在顶尖高等学校招生数大体稳定的前提下，“清北线”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近5到10年间上升了近50分（见图3）。2015年以来，每年超过700分的都有数十人，他们离满分仅一步之遥。大量高分考试、接近满分考生的批量出现，意味着这项考试在高学业挑战度方面的区分度已经非常低，没有足够的难题来识别选才。

确实，大众化高考对命题的要求是题型标准化，第几题考哪一部分知识点几乎是固定的，出题涉及的知识范围受到教学大纲严格约束。要避免“偏”、“难”、“怪”题，不能太过灵活机巧，出题“超纲”会成为一种失误，因此考题的平庸化势所难免。

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对才智出众，基础扎实的学生而言，没有足够的难题来展露才华，能够应接高挑战的才智潜能无用武之地，只能退而求其次，在避免丢分上跟自己较劲，久而久之消磨了锐气，把自己训练成在较低难度水平上快速精准答题的机器人。在高考统招制度下，顶尖大学空有形式上“优中选优”的优势，却受困于平庸的大众化命题，实质上已经丧失了灵敏有效的选材工具。

目前的高考高分更多体现为在才智中上的群体中精选那些更加谨小慎微、按部就班或者更有运气的学生。高考分数难以告诉我们在才智优良的前20%的考生中，谁才是更有潜力肩负国家前途、影响人类命运的1%。同理，所有特长都难以显露，各科均接近满分的分数无助于识别某些学生有强烈倾向性的才华特质。

大众化的高考命题无法识别前文描述的早期那种“偏科”的拔尖人才，学科竞赛因而成为别无他选的关键性补充。然而，由于全社会缺乏其他支撑性、辅助性的识别选拔机制，学科竞赛等又被泛化为大众竞争。

（三）社会性考试厌倦的产生

对当前学校教育与考试体系反感的并不只是参与其中的学生，招不到拔尖学生的高等学校，还有大量家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成功人士。常见的公共讨论中，一些人认为教育考试“越改越乱”、“不如回到过去”，另一些人认为整个体系有问题需要彻底变轨。

实际上，他们自己的学校经历和社会阅历都从来没有被如此深地卷入考试竞争，两种观点都折射出成年人在情感上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现行学校教育体系运行规律的不适应。中国高等教育扩招之迅猛，情势在一代人之内发生了骤然的变化，父母辈的经验已经不起作用，更不用说祖父母辈。

原本属于成人的漫长的社会竞争被急剧挤压、提前到青少年阶段。家长中流传的“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之类的言论常常遭到“反教育”的批评，其中却也不乏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的洞察，学校教育的终点成为步入社会竞争长跑的起跑线，带着怎样的学历背景进入社会，作为成人的人生道路起点完全不同。

当社会竞争越激烈，贫富差距越大，家长就会越重视教育竞争，而教育竞争本身也有显著的积累效应，前一阶段的优势能够被后一阶段放大。于是，成人的竞争焦虑与不安一路传导到教育的最初阶段，恨不得在小学、初中就决出胜负。

其中有两种南辕北辙的教育观点比较流行：一边是守候成长静待花开，一边是争先恐后“抢跑道”。本着为孩子负责的态度，高度理性而冷静的家长不得不要求孩子在本应探索、试错、发展自我的成长阶段就参与到成人化的，不近人情的竞争中去——现实中的两难处境使成人倍感愧疚。（然而，这种教育上的异化现象问题并不出在学校教育本身，甚至也不是考试造成的，而是社会竞争提前所带来的。）

可见，假设考试制度和考试命题内容都没有改变，人们看待考试的情绪也会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扩张而发生转变。理解考试厌倦的缘由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考试的内容、形式或科目选择无论怎样改革都难以避免这种情绪。考试厌倦已不单是考生的个人情绪，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观点，堪称教育普及后一个考试制度社会固有的大众文化。

从社会变迁认识教育考试问题

近几年的教育考试改革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共识。2014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了社会反应强烈的教育与考试中存在的弊病，如“一考定终身”、“学习负担过重”、“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等，多数改革方略便专门针对这些问题来提出对策。然而，正因为高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制性制度，局部对症的方式不仅难以真正解决问题，还会因忽视整体而使为了解决问题的举措背离体制，造成制度内在的矛盾冲突，制造始料未及的新问题。

本文提出，与其从弊病或理念入手，不如回到社会现实并通观全局，试问：我们的教育与社会生态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发生了怎样的变革？新形势对考试制度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一）学业竞争大众化

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高考制度全面左右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这一点十分特殊。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高考能够不问出身，从基层拔擢才智突出者。由于机会稀少，竞争没有扩大化，许多青年的才智潜力没有被有针对性地充分发掘，还有许多青年由于家庭经济限制而主动放弃升学道路。

当时能上大学固然很好，上不了也不代表某种失败，考试升学不至于成为唯一的成功途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竞争是逐步展开的，往往要到成人以后，在工作岗位上才显露高下分殊。

到了高等教育急速大众化的阶段，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扩大与经济高速发展中城市中产阶层群体的扩大同步发生，而高考继续承担着大规模升学机会分配的关键责任。

上大学被认为是一种具备中上才智水平者通过努力可以把握的优势机会，也是一条相对能够避免坑洼崎岖的人生坦途，通过早期努力取得学业竞争优势，能够为后续社会竞争占据先机。这种观念逐渐被事实验证为一种明智的预判。这种经验判断在发达国家早有理论阐释。

吉登斯（Giddens,A.）在《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一书刻画出西方产业社会形成了上中下三层，三阶层分别对应占有生产资料、教育或技术，以及体力劳动三种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y）。2000年以来，进取的普通人得以通过掌握教育或技术成为中产阶层，这条形式上绝对平等竞争的渠道正是超大规模的高考制度赋予的。

此后，随着义务教育实现全覆盖，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几乎所有人的青少年时期都在学校里渡过，学校教育成为所有人的筛选装置，学校教育的优势积累效应变得越发显著，社会各行各业的选人用人都比过去更看重学历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在早期的学校教育选拔中没能占据优势地位，后续就越来越难以“翻盘”，学校中的“掉队者”要在日后“逆袭”成功（成为中上阶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恐怕不可逆转。现代学校最大限度地支撑并拓展了人类理性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发达的产业社会无不是高度倚重学校教育的筛选机制和培养成果。学校教育的整体性扩张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