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按：2013年11月，观察者网转载北京青年报对李中清先生的专访，谈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引发读者热议。3月4日，在政协教育界讨论会上，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委员对政协主席俞振声说：结合我国国情，全国统一高考不仅是个教育问题，而且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在自主招生等高考改革上一定要慎重，因为让工农子弟、中下层人民的孩子平等接受教育非常重要。她提起李中清教授与人合著的《无声的革命》。石定果说：“我推荐俞主席看一下。”俞正声当场告诉她，自己读过此书，并已向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做了推荐。一段时间以来，高校教育市场化、招生自主化的口号响亮。时髦口号掩盖了历史遗产，却遮挡不住现实问题。若干年前，甘阳教授曾经毅然撰文阻止了北京大学的公司化改革。近日，甘阳教授向观察者网推荐两位青年学者的文章，再次探讨高教改革，别具一格。现全文发表。】

新年伊始，大学招考制度被政府列为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头号要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解决“一考定终身”成为改革的要旨，同时也留下了不小的解读空间。大学招考制度关系到家家户户的希望，大学人才培养的成效，更深远地影响着社会正义、国计民生和国家发展。如果缺乏改革的科学依据，可能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招考改革仅仅呈现为教育权与利的此消彼长，最终难免顾此失彼疲于应付。应声行动之前紧要的是问对问题，甄别症结。

招考制度改革不容易找准方向。首先必须强调，招生本身并不是目的，人才培养才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招生和培养不能割裂来看，让人才得到最适合的培养才是大学改革招考的目的和行动准则。招考制度决定着教育资源的分配，教育规律却告诉我们对于教育资源“合适”比“多占”更优。教育着眼于人的发展性，承认学生在求学阶段总还有未显露的潜力。寄望于彻底识别出人的潜力违背教育规律，是任何招考制度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行制度的最大弊病即在于使招生异化为“招分”，诱使大学忽略学生个体潜力与学校培养特色的适配。结果是，一校的招生能力再强，只可能招到所有最高分的学生，却不可能尽揽未来发展得最好、最优秀的人群。

目前的社会舆论或许以为，这次改革将使原高考制度被功能拆分，大学自主招生制度则有所抬头。但本文认为，改革不应纠缠于统一考试和自主招生谁取代谁的问题，也不应抛弃三十多年的高考及十多年大学自主招生所积累下的制度基础与选才经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组合手段发挥比单一手段更好的效果，改革整体方案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努力实现把原先“高分掐尖”导向的招考制度，转变为大学与考生之间相互“识别匹配”的模式，还原招考以选才为本。

在本文下面提出的方案中，高考（即全国统一标准化考试）将继续维护统一国家的教育权威，保障基于学业选拔的社会公正，并提供大学招考所需的稳定、可比的参考指标。但与此同时，把招生决定权从高考中分离出来，使大学和考生都能更自主地去追求、定义什么是好学生、好大学，而分数只是构成“好”的一个必要而不充分的参考值。学生能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大学较细致地考察。大学则可以通过办学定位、学科优势、文化精神和培养特色等，在与同水平大学的竞争中发挥特长吸引学生。这项改革方案也将促进大学办学水平和对人才培养的深度探究，促使招生工作和育人工作在大学里不能各自为政，从而形成合力。

以下我们先对现行高考制度与自主招生制度的利弊各做简要分析，以甄别目前大学招考制度的症结何在。

高考：掐尖没有赢家

高考的要旨是通过统一的命题、组织考试、阅卷评分来提供一个稳定、共同的学业评价标准，最大程度保证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的公正，并且节省人力、物力，减轻考生、中学、大学负担，节约社会成本。高考的存在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校教育的秩序，体现着社会阶层流动的公平、正义，凝聚着通过知识、能力、才干而非家庭出身等先天条件实现人生梦想的国民信仰。

参与这种凭借知识、才智而非出身的举国竞争性选拔必然是辛苦的。如果妄图消灭这种辛苦，那唯有反智一途，更不用提国际竞争了。相信这不是改革的目标。王阳明曾劝诫为科举苦读的弟子们说“不患妨功，惟患夺志”。然而现今的高考制度弊病之大，确已不止妨功、夺志。下面列举三点，以厘清哪些制度问题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

1、选才异化为“招分”

在与高考相匹配的统招制度下，大学只能决定各省录取分数线，招生这件非常人格化的双向选择工作被分数自动决定，大学和考生的质量都被异化为抽象可比的分数。考生只能用分数证明自己。假使多考了一分，在学业成就上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在高考统招制度下却能实实在在地把上万人比下去，这不仅造成巨大的学业压力，还对成才的价值观构成最有说服力的误导，严重违背教育原则。大学也没能从学生的激励竞争中获益。因为大学及其专业的质量被录取分数线遮蔽。考分把大学之间复杂综合的培养能力竞争简化为单调的排序，为了确保较高的录取分数作为来年招生时办学优势的信号，大学的招生操作中不得不把录取多高的分数置于录取什么样的考生之上。

这也就是顶尖大学连年争夺“状元”、比拼“分数线”的深层原因。据了解，许多大学领导和资深教师都坦诚其实招到更多的“状元”，除了对大学表面的声誉和来年的招生有利，并无更多好处。“状元”现象凸显了高考统招制度把“分数”看得比“人”重要的偏差。

不仅大学争夺高考“状元”，许多地方政府也会重奖他们

2、被考分胁迫的大学

由于高考是基于总分的一元学业评价，既是保证公平的“红线”，也成了非人性化的枷锁。高度集中的“独木桥”效应不仅对考生压力巨大，对大学也构成胁迫。加之近年“平行志愿”、“出分填志愿”等规则的推行，使顶尖大学在相对单一的排名序列中具有绝对优势。考分最高的清华、北大录取的最低分仍会高于其他C9大学[“C9大学”指首批进入国家“985工程”的九所著名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录取分数。从国家全局来讲这并不合理，因为中国一流大学之间并不存在如此绝对的培养优势，高度中心化的招生制度正在加剧中国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变相剥夺着许多优秀大学的生源和百家争鸣的机会，抑制着中国大学总体上改进人才培养的活力。这也使全国各地的人才过于集中，长期不利于地域间均衡的发展。

另一方面，即使清华、北大对现状也不能满足，他们认为高考成绩排出的序列的最前段与真正想要的最优秀人才群体的交集越来越小。这主要是全国统一考试的区分度不够和形式单一所致。外界看来清华、北大已经成功达到了掐尖的目的，但他们事实上正是自主招生改革的先锋。

3、“状元变笨了”

任何一种有0分、满分、最小累进单位的考试，区分度总是有限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需要区分的人群扩大至过去的10多倍，考试的内容和分数变化却不大，区分度自然畸变。如今，虽然基础教育水平总体上提高了，照顾到全体考生，再加上近年来“减负”的舆论助推，考试的难度只能以大部分中段学生的负担程度为标准，一些考题难度甚至低于十多年前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高教学界共认的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定义：当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普及化阶段。三阶段递进，在后一阶段中前一阶段的高教样态虽然继续存在，但总体上三个阶段的高等教育具有全面质的不同。]的试题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全国统考对考生群体大体上的分段、分层是有效的，精确到对个体的识别则需要补充手段。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中国大学毛入学率首次超过15%，标志着从精英阶段步入大众化阶段，翌年，顶尖大学开始试行自主招生，这个时间关系恰好与我们的判断契合。

对顶尖大学来说，考题难度的下降趋势还导致得最高分的考生群体与最聪明、有潜力、创造力的群体间分歧扩大。较低难度下的得最高分意味着对智力、禀赋要求不高，而对细心、不出差错的品质要求更高，甚至鼓励守陈规的解题套路而不是冒险创新。这就是我们在顶尖大学的教授的访谈中经常听到抱怨“现在的学生越来越不聪明了”的主因。

4、命题权分化与统考变质

我国可能的考试主办者、命题方有：1. 国家教育部（集权）、2. 省级教育主管单位（分权）、3. 大学自主/联盟（分权）、4. 社会考试机构（集权或分权）。2004年左右起至今我们逐渐从国家统一命题转变为分省命题。此举看似因地制宜，符合地域间基础教育水平的差异，命题压力和组织难度较小，却背离了高考的基本性质。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统一高考本不应有的弊端：1）大学教师（特别是理工科）发现不同生源地学生的数理基础差异越来越大，造成教学困难。由于大学教育更侧重自学，这给本省高考考纲要求较低的学生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自信的挫折。2）分省命题进一步强化、固化教育的地域差距，且省级命题水平不齐，总成本更高。3）高考命题是基础教育的标杆，分省命题将逐渐削弱国民统一教育，乃至国家政教的统一。4）统一命题才能体现全国一体的公平标准，分省命题客观上维护了设定分省录取名额的做法，助长了各省之间竞争激烈程度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