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固定投资没有下降的原因也很清楚。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规模庞大的国企和主导其金融体系的国有银行。2007年之后，政府投资和国有银行对私人投资提供融资被用来防止固定投资下降——提供了比美国更强大的反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事实上，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产出在任何一年都没有下降，这反过来限制了其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

因此，正是中国国企的实力通过防止投资下降，阻止了经济衰退，并确保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优于美国。中国国企赋予中国的宏观经济实力，确保了中国的固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高效率。

面对疫情冲击，“国家力量”出手是关键

我们再来看看新冠疫情期间的经济状况，如图10所示，在疫情期间，中国经济表现远远优于美国。2019-2022年这三年间，中国GDP增长13.3%，美国GDP增长5.2%。也就是说，在疫情期间，中国GDP增速是美国的2.5倍多。

图10

图11呈现的2019-2022年是美国GDP构成变化比较。与2007-2009年一样，居民消费总额大幅增长，达到2970美元；政府消费总额也增长581美元；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也增长8380亿美元，但这不足以抵消8480亿美元的固定资本折旧。也就是说，美国固定资本投资净额下降100亿美元——显然，在2019-2020年期间，美国资本存量并未显著增长，而且可能根本没有增长，甚至略有下降。

图11

中国在整个疫情期间的国际可比国民账户数据尚未出炉。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一部分时间中的全面国民账户数据，以及截至2022年底的更有限的数据，毫无疑问不会改变整体形势。中美疫情期间的情况对比与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如出一辙。

根据可查阅的中国综合国民账户2019-2021年的数据，如图12所示，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增长13110亿美元，再次成为中国GDP增长最大的助力，与此相对应，居民消费总额增长12000亿美元，政府消费为4280亿美元。这与美国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2019-2021年，美国居民消费总额增长15100亿美元，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增长4580亿美元。虽然尚未获得2020年后的中国折旧数据，但考虑到2020年固定资本折旧为3330亿美元，并且没有理由相信2021年会达到近1万亿美元，显然，2019-2021年，中国固定资本投资净额为正值。

图12

我们再来看2022年，中国的国际可比国民账户数据尚未出炉，但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同样的模式仍在继续。这表明，2022年总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为1个百分点，总投资则为1.5个百分点，净出口为0.5个百分点。由于库存仅占总投资数据的一小部分，这清楚地表明，固定投资仍然是2022年中国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至于2019-2022年期间也是如此。这与美国的模式正好相反，在美国，居民消费起着主要的拉动作用，固定投资的拉动作用则较低。

面对疫情冲击，美国选择在消费侧刺激经济

在疫情期间，为什么固定投资对中国GDP增长起着较高的拉动呢？原因显而易见，如图13所示，在危机期间，中国政府投资可以用来抵消私人投资下降的影响。

正如《华尔街日报》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

“大多数经济体可以拉动两根杠杆来支撑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则有第三个选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以加快投资的流动。”[3]

虽然这家媒体并不能真正理解它这番论述所体现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纵观疫情期间中国的具体情况，无论是2020年新冠疫情高峰期间，还是2022年经济放缓期间，私人投资增速均降至极低的水平——2020年为1.0%，2022年为0.9%。但整体固定投资下降幅度明显较小——2020年下降2.9%，2022年下降5.1%。原因是，在那些年里，中国政府投资大幅增长——2020年增长5.3%，2022年增长10.1%，这起到了强大的反周期效应，可以防止投资出现更严重的下滑。相比之下，2021年经济有所复苏，私人投资相对强劲增长时，政府投资增速回落至2.9%。

但是，中国的整体投资之所以能够保持高位，关键在于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国企。确切地说，与中国相比，2022年，仅有16%，不到六分之一的美国固定投资源自国家机构。而这些政府投资仅占GDP比重的3.4%。鉴于美国国营经济机构规模极小，即使美国政府投资占比高也无法阻止美国固定投资整体下降——为抵消私人投资下降10%的影响，美国政府投资必须增长50%。

相比之下，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意味着有可能通过大幅降低政府投资增长来稳定中国的投资水平。简言之，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意味着中国拥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反危机机制。这反过来又有利于维持经济增长，防止了美国等资本主义经济体出现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严重恶化。

图13

有人选择面对现实、有人选择捏造现实

最后，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为什么有人会违背事实，宣称“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

这又回到了我在本文开头的观点——如果理论不符合事实时，应作何选择？根据那些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一种优越的经济制度的人的理论，资本主义制度应比社会主义制度更有效率。可惜，如果他们坚持科学精神——如果理论不符合事实，那么理论就是错误的，必须作出改变，那么他们将得出一个与他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悖的结论——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远高于美国、欧洲和日本。

因此，他们选择坚持“理论”，从而背弃事实，甚至为了迎合理论而捏造“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