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方向：巴基斯坦新任总理谢里夫访华，中巴关系进一步巩固。印度新总理莫迪上台后，习大大与莫迪在多个国际多边外交场合多次面晤，双方一致同意续沿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方向，发展更加紧密、更为务实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中印签署铁路建设合作备忘录（涉及印度新线建设1700余公里），中印务实合作掀开新的一页。中方倡议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得到缅孟两国积极回应，印度态度虽不够明朗，但亦未提出不同意见。

2014年，习大大到访斯里兰卡，令斯方“举国感动”，中国与斯里兰卡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中斯共同兴建斯方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双方开启中斯自贸区谈判，开建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进展之一。

2014年，习大大出访马尔代夫，中马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级别，多个合作项目顺势展开。

简言之，2014年中国正西与西南两个方向的“周边外交”范围扩大、纵深延长，操作游刃有余，落子深谋远虑，牢牢把握着双边与多边合作的大方向和主动权。

“南进”

“南进”之“进”，指的是中国在处理与“南邻”关系时的积极有为，其深度和广度尤其值得梳理回味：

其一，南海岛礁主权纷争出现阶段性降温，开始淡出全球和区域舆论的焦点。这中间有三个层面之看点：一是经习大大与阿基诺三世借APEC峰会举行“短暂”的“怀柔会晤”，菲律宾的对华折腾因“和者寡”，尤其是美国对菲口惠多而实至少，令菲方消停了不少；

二是“981钻井平台对峙”，中越双方“各退一步”，越共总书记特使访华，两国总理在东盟“10+1”峰会等多个外交场合会晤，俞正声出访越南。美国对越施行“胡萝卜（以美越军事合作作诱饵）加大棒（支持越南异见势力）既拉又打政策，也令越南领导层有所清醒和警觉，而中国外交攻势所形成的“中国势场”及“中国中心”之事实，令越南逐步看清自身在东南亚的实际分量。以上因素共同发酵，使得中越关系在朝修复方向前行。在多个国际多边外交场合，越南至少在口头上作出表态，愿意“积极参与由中国主导的诸多亚太经济合作发展多边机制安排”，以避免被进一步的冷落和孤立。

此外，还是在南海问题上，另三个主权声索国印尼、马来、文莱就搁置争议共同发展与中国达成新的默契，均埋头与中国发展更为深入的经贸合作关系。至于在东南亚有相当话语分量的新加坡，我们已然看到，至少在南海问题上，其立场选择变得更为“中立”。

前年黄岩岛事件爆发后，笔者曾在《外交观察》季刊撰文预判，认定我国行将在西沙、南沙海域掀起一轮规模空前的“填海造陆”作业。果不其然，从组建三沙市起步，到事实收复黄岩岛、掌控礼乐滩，再到南沙“填海造陆”进展神速，所谓南海问题，目前基本上只剩南沙问题（东沙归中国台湾控制，自家人的事慢慢来；西沙归中方控制；中沙也已归我们事实控制）待解。就本质而言，南沙问题的解决速度，并非取决于由美国挑头的域外势力的干扰与搅局，也不取决于越菲买了多少先进武器，而是取决于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定力和实际发展速度。就此，我们不妨思考，为何中方“得寸进尺”但南海局势却朝着逐步缓和的态势走？其内在机理又是什么？

其二，中国与东盟战略合作关系迎来新契机。中国与东盟就共同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达成新共识，就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及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双双启动，中国与东盟构建命运共同体战略议题开始进入商谈阶段。中国与东盟一致同意，从2014年起至2023年间，打造中国东盟FTA升级版，将双方经贸合作由目前的“黄金十年”升格为“钻石十年”。

有利于中国的东南亚大趋势、大格局所致，除菲律宾外，其余东盟九国包括越南，皆参与了由中国“控大股”的“亚投行”筹建。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正在形成由“量”到“质”的转变。这里最值得提上一笔的是中泰铁路合作。英拉下台巴育上台，中泰“高铁换大米”计划一度搁浅，中国及海外都有人为此幸灾乐祸。未曾想，巴育一脱掉“军装”转为“名正言顺”的民选政府领导人后，立即恢复“高铁换大米”计划，从北京回到国内，巴育发表“中国在高速发展，我们在内斗”的切肤感言……

其三，中国外交魅力之辐射一路南进。借G20峰会，习大大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斐济。G20峰会的东道主是澳大利亚，但众星所拱之“月”却是中国。阿博特总理一度被认为是“倚美排华”的右冀代表人物。可就是这阿博特，与习大大的互动配合默契。中澳领导人共同宣布终结中澳FTA谈判，加大全方位经贸合作力度。在双方收获一大堆具体合作成果的同时，阿博特总理提议下届G20峰会由北京举办，除日本之外，包括美国在内其余19国一致认可该提议。这一结果令正与澳方就出口苍龙级潜艇进入意向商谈的安倍尴尬不已。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在发展对华关系时，存在相当程度的“同质竞争”。中国与澳大利亚完成自贸谈判，同时提升中新关系层级，个中滋味“澳知、新知、中知”，彼此皆在不言中。

南太岛国斐济，没有一个全球大国看得上。习大大劳师出访斐济，令其举国感动加感慨。借斐济之“宝地”，习大大与同中国建交的8个岛国元首“相聚甚欢”。中国是数一数二的大国，习大大作为大国领袖，如此“礼贤下士”，说明经贸合作已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外交立足全球布局，为打破个别大国试图围堵中国，又布下一枚“冷子”。别看它平时无足轻重，到了关键时刻，它或许就会发挥“四两拨千斤”之奇效！

“北升”

“北升”指中俄、中蒙关系继续升格、升级。就全局，中俄关系与中美关系的分量足以等量齐观；就周边之局部，中俄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中蒙关系则是中国周边外交致力于“北升”的新突破口。

2014年，习大大再次出访俄罗斯，普京总统两次来华会晤习大大。在多个国际多边外交场合，中俄元首前后单独会晤多达5次。经中俄元首尤其是普京总统对俄政府部门的大力督促，中俄之间一批以能源合作为首的、久拖不决的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合作层次之高，领域之广泛，内容之丰富，超越了国际观察家的普遍预期（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作展开）。

乌克兰危机，国际油价大幅下挫，外资批量逃离俄罗斯，西方对俄制裁，卢布大幅贬值，一系围绕甚至直接冲着俄罗斯展开的地缘政治变局及经济金融事件，以及西太平洋方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俄战略空间的挤压，使中俄之间的“背靠背”贴得更紧。在既有“中俄人和”的基础上，客观上为中俄政治、军事、经济、人文、外交全方位合作及相互倚重，平添了新的天时和地利。在西太战略方向上，中俄一旦默契联手，美国纵然有日本这个“小跟班”对其“亚太再平衡战略”背书，依然力不从心。

2014年的中俄默契，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畴。在“上合组织”、“金砖五国”、APEC峰会、G20峰会、叙利亚危机、伊（朗）核六方会谈、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博弈等一系列多边外交场合，中俄之间恰到好处亦留有各自独立空间的外交默契达到了历史新高度。

更为可贵但不易为常人所察的变化是，在中俄多领域、多层次的战略级与战术级的紧密互动中，俄罗斯正在悄悄地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在笔者看来，它主要集中体现在隐蔽的、双方皆心照不宣的两个层面：

其一，俄罗斯对中国与身俱来的戒备心理在悄然弱化，这在中俄达成共建莫斯科至北京7000余公里跨境高铁意向上已然表现得相当清晰；

其二，2013年夏习大大在哈萨克斯首提“一带一路”共建概念，仅一年多时间，“一带一路”建设即有实质性良好开局，与俄罗斯态度的渐趋明朗颇有关联。

以往，诸如“一带一路”这样的跨区域合作一旦规模化落地，因其足以深刻影响并重塑欧亚尤其是中亚和西亚现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既有平衡格局，中方不能不“照顾”俄罗斯的情绪，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诸国亦不得不虑及俄罗斯的感受。针对中国与中亚诸国的日益密切的合作，以及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俄罗斯经历了不爽、疑虑、观望、被动接受、逐渐认同到如今的“部分参与”。产生这种微妙变化并不断促成变化加快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它同样很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细细回味。

蒙古在蒋介石手里被前苏联“挖走”，建国后，中蒙关系始终随中苏关系的起伏而起伏。苏联解体后，蒙古步入了持续23年的“相对独立期”。可是，半生不熟（今后也很难真正成熟）的“民主蒙古”，因与身俱来的地理困境，始终生存在中俄两个大国的“夹缝”中。其间，美国、日本、欧盟皆想插上一脚，并且“小动作”频频。但站在地缘视角鸟瞰，这类“小动作”皆属“小儿科”级，最多能让中俄感到不快，无法从根本上令蒙古挣脱中俄的“束缚”而“独立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