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 例如，姚洋和张牧扬（2013）利用官员任职地变化，控制了官员个体的固定效应。更多的文献是直接控制了官员个体的特征，包括教育水平、任职经历等（如Lu et al., 2019）。

[②] 与此相关的是，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间竞争诱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开发和出让来获取土地财政收入，以弥补在分税制下中央从地方 “集中”的税收（或者说“税收损失”）(孙秀林、周飞舟, 2013)。

[③] Wiebe (2021)试图复制相关文献的结果，然后发现，已有文献中有关经济增长与晋升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是不稳健的。

[④] 吕冰洋（2022）、吕冰洋和陈怡心（2022）还对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相关的文献做了出色的比较。我本人的相关理论工作，仅假设了地方政府最大化GDP（陆铭等, 2004; 陆铭等, 2007）。

[⑤] 周飞舟(2009)还指出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晋升锦标赛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即使是在短期之内，晋升锦标赛都并不一定产生好的结果。

[⑥] 当然，基础设施的回报是一个难评估的问题，因为基础设施既有本地外部性，也有跨界的网络外部性，但至少Shi & Huang（2014）的研究是值得重视的。

[⑦] 即使是任期短的地方政府官员，也被激励以投资于“有利长远”的项目为由，争取政策支持，加大投资，类似的政策还往往被称为“产业政策”，产生的是重复建设和偏离当地比较优势的结果（吴意云、朱希伟, 2015; Wu et al., 2019; 赵婷、陈钊, 2020）。

[⑧] 有一种例外的可能性是，省内各地之间的市场一体化程度有所加强，相对而言，使得省间的一体化程度弱化。对这个市场一体化的趋势性问题及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⑨] 集聚效应是指生产要素集中在少数地区来进行生产，能够比空间分散的生产更有效率。

[⑩] 需承认，所谓追求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作为一个理论基准，在文字上是容易表述的，如果要构建成一个综合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却并不容易。陆铭、陈钊等（2021）对相关的理论文献（周黎安, 2004; 陈钊、徐彤, 2011; 陆铭等, 2004; 陆铭等, 2007）作了对比和总结。在较近的文献中，Xiong (2019)用一个委托－代理模型考虑了地方政府追求短期、局部增长的问题；吕冰洋和胡深（2022）考虑了政府财税激励之下的地区外部性问题和包括经济增长、公共服务的多目标问题，因此是一个考虑了全局、多维发展的模型。要在大国的央地关系和地方间关系框架之下，综合地考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受到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实现，并且将其模型化且用数学表述，这是极富挑战的，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完成。

[11]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或改革实践在推广时，要注意其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例如，开发区政策的成功需要以产业集聚为条件，而产业集聚往往又以地理区位为前提，因此，在沿海获得成功的开发区政策并不一定能在内陆地区带来同样的效应(陆铭、向宽虎, 2014; Chen et al., 2019)。

[12] 在逻辑上，这些举措就相当于用“满意度”来评估地方政府绩效（陈钊、徐彤, 2011）。

[13]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逐底竞争”是指，在相互竞争中，行为人争相采取对自己有利，但却对全体有害的策略，最终的结果是社会陷于坏的结果。例如，每个地方都纷纷降低环境保护的要求来招商引资，结果是全社会的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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