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9位专家现场发言，对“十四五”的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重要意见和建议。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是9位现场发言专家之一。

陆铭认为，在城乡和区域发展方面，如果一些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得以解决，将会产生巨大的“制度红利”。具体政策方向，如强化都市圈、城市群的增长极作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投资、增加土地和住房管理的灵活性等，让城乡和区域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生于1973年的陆铭，是发言专家中最年轻的，“70后”学者进入建言献策核心圈，为之注入新鲜血液。

本文为观察者网对陆铭教授的专访（上）。

【采访、整理/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陆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24日，您在北京参加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言，习总书记主持会议，会上还有其他专家发言讨论，这些与“十四五”规划紧密相关，您有哪些印象比较深的政策风向，能否解读其中传递的新信息？

陆铭：我觉得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习总书记在最后总结发言时明确提到的，关于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现在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并不是说不要开放，而是从客观上来讲，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中国在开放部门、就是进出口贸易顺差对GDP的贡献其实已经降到很小的份额，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局面。

第二个可能会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将在“十四五”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同时叠加上中美贸易争端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接下来中国要加大技术创新，争取在关键性的核心技术问题上取得突破。

第三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这也是我这次发言中重点谈到的问题，关于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设，一定会成为“十四五”期间非常重要的政策导向，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一定会持续推进。

第四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人口政策，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共识指出，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出现比较明显地下降，即便全面放开自主生育，也不会出现人口反弹，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会逐渐走向自由生育政策。

8月24日，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若干位专家代表参会，9位专家现场发言，陆铭教授9位专家现场发言之一。

观察者网：我们从新闻中得知会议讨论了国内大循环和经济双循环的问题。关于这个政策，眼下讨论很多，比如国内大循环不是简单刺激经济，也不等于经济内部循环、内卷化或自给自足，那么在您看来，国内大循环究竟指什么，怎么样才算循环起来？就您关注的城乡、区域间流动和集聚性平衡来看，有哪些切入点？另外，现在讲的双循环，与一直强调的改革开放是什么关系，有何异同？

陆铭：所谓国内大循环，从经济学原理来讲，就是GDP构成的变化。通常来讲，GDP有三个部分构成，即消费、投资以及国际贸易领域中的贸易顺差。所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就是指经济增长中主要以国内消费和投资来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

那么你问到怎么才能让国内大循环循环起来，中国现在的关键问题还是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比例不够协调，尤其是经济危机之前，中国的投资率长期高达50%甚至更高，这种经济发展结构存在不可持续性。

引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讲，就是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最后会转化为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需求要引导供给，供给要创造需求，实际上就是在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之间形成某种比较合理的关系，从而改变过去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拉动、而相对消费拉动经济的动力不够高的这个局面。

除了总量上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相匹配的结构问题。从产业结构来讲，一直存在的情况是，有些供给或生产部门存在过剩，国内消费是不足的，以前可以通过大量出口来消化，但是现在不太可能再依赖国外需求的高速增长来消化这些行业的产能。另一方面，在有些部门存在大量需求，但是这些需求却往往无法从供给端得到很好的满足，比如居民对教育、健康、养老、旅游、文化等部门的巨大需求。相对而言，在这些领域，我觉得我们的生产活力还没有被释放出来。如何让供给关系进行结构上的调整，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也是国内大循环接下来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国内大循环还有一个错配问题就出现在空间上，其中最典型的问题就是，一方面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进入城市，然后在城市体系调整里面，人口逐渐向沿海地区和内地中心城市周围集中，这是反映经济集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但是，在资源配置方面，我们对人口流入的大城市、沿海地区的土地供应是收紧的；在人口比较少、甚至负增长的一些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小城市的资源配置是增加的，尤其是建设用地指标。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所谓的空间错配问题，由于供给和需求在空间上错配，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产生了影响，沿海地区出现了土地和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导致企业生产的土地成本提高，居民住房价格上涨，而在人口流出地则是大量投资最终缺乏回报，地方政府背上比较沉重的债务。所以，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关系是，当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比较到位，结构性扭曲逐渐得到缓解，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能够得到发挥。

在我讲具体细节之前，首先要再次强调一下，习总书记在最后的讲话中提到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讲内循环为主，并不是说不要外循环、不要开放，而是说让中国经济结构恢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上。所谓比较正常的水平，就是指不要过于依赖贸易顺差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在经济开放度中，有一个重要指标叫贸易依存度。贸易依存度就是进口加上出口除以GDP的比重，中国经济的这个比重在2008年经济危机到来之前曾高达60%以上，在全世界比较大的经济体里面，外贸依存度大概在20%-30%之间，可见中国经济适当减少对外向型部门的进出口依赖，恰好符合国际经验。

反过来讲，如果国内循环做的好，对于国际循环也有促进作用。我举两个例子，都与城乡和区域发展有关，也是基于我自己的研究。一是，关于沿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在人口持续流入的沿海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当政府收紧土地供应时，会使得土地供应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最后产生高房价问题；一旦房价上去以后，就会推升居民的生活成本，劳动力市场也会相应要求涨工资。当沿海地区的地价、房价、劳动力工资轮番上涨时，就不利于沿海这个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去释放它的经济发展潜力。所以，如果接下来的土地供应跟着人口流动方向去变动——也就是哪里人口流入多，哪里的土地供应多增加一点，那么高房价问题有可能得到缓解，对于提高沿海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和降低成本会起到积极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在农业部门，由于我们国家长期存在城乡间劳动力流动障碍，农村地区滞留了太多的人口，农业人口一多，就导致农场面积很难增加，农业规模经营就会受阻，农产品生产无法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成本降不下来，而这一点恰恰降低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如果国内劳动力流动在城乡之间可以更加顺畅，一旦有大量农民能进一步被城市部门吸纳，农村地区的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进程就可以更加顺利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