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燕婷】

4月23日，加沙战争来到第200天，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3万，美国校园的反战示威也进入新高潮。

3月开始，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出现反战学生的示威游行，最后有多位学生被捕、3人被学校开除；4月12日，反战的耶鲁大学学生在校内集体绝食，活动逐渐形成规模，22日警方以“非法入侵”的名义逮捕了在场的60名示威者，其中有47名学生；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反战学生开始在校内搭建“加沙团结营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校方随后授权纽约市警察局突袭校园并进行大规模逮捕，一度被强行拆除，却又很快恢复。这次逮捕也标志着自1968年反越战示威以来，哥大首次允许警方镇压校内抗议活动。

4月20日，南加州大学也爆发大规模示威，校方原本安排成绩优异的毕业生阿斯娜·塔巴苏姆（Asna Tabassum）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却因犹太团体公开质疑前者立场亲巴勒斯坦、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点赞反以色列的观点、具有“反犹”倾向，导致校方直接取消了塔巴苏姆的致辞资格，校内舆论也因此炸裂；4月24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反战学生集体静坐示威，德州警方随后以“打击反犹主义”之名入校驱散学生、拆除营地，导致至少10人被捕。

当地时间4月28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内爆发冲突。（图源：CNN）

但上述事件都不是孤例。放眼全美，包括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爱默生学院、塔夫茨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洪堡分校，都出现了亲巴勒斯坦的反战示威。尽管各校有的是强力手段、警力奥援，能在“打击反犹主义”的大旗下驱散人群，却依旧无法阻挡学生的前仆后继。

这种场景画面，让人想到1960年代的反越示威。当然，当年的规模远胜今日，两场冲突的背景脉络也不甚相同，但毫无疑问，大学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比较两波运动的源起，当时的大学生之所以踊跃反战，除了越战本身的媒体形象极度糟糕、战事胶着多年、征兵波及年轻人外，很大程度也与民权运动、新左派思潮、甚至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所催生的嬉皮（Hippie）风尚有关。

换句话说，对当年的大学生来说，反战实践既有个人意志，也不能脱离某些时代背景的宰制。时隔60年，美国这次的校园反战示威也是同样道理。

学生的愤怒早有迹象

首先，校方、犹太团体对学生们的“反犹”批评当然言过其实，不过观察战前民调数据也能发现，这代大学生与前人相比，确实是对以色列“相对没有好感”的一代。

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7月公布的“美国人对以色列观感”调查为例：55%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持正面观感，41%的美国人持负面观感，整体看来正面略多。不过如果细究各年龄层，就会发现不同世代的差异相当明显。

首先是战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这代人大致对应了调查中的“65岁及以上”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高达69%，是各区间最高，反感也只有29%；再来是Ｘ世代（1965-1979年出生），其大致对应了调查中的“50岁-64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依然有60%，反感则来到36%；接着是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这代人大致对应调查中的“30岁-49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降到49%，反感则上升到47%；最后是Z世代（1997-2012年出生），其大致对应调查中的“18岁-29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只有41%，反感则创下56%新高。

有趣的是，这种世代差距也在同一份调查的其他问题中体现。

例如“对拜登（Joe Bidne）处理以巴问题的观感”，整体数据显示有62%的受访者不确定拜登是否过于偏袒某一方，有16%认为拜登正在取得正确的平衡，有13%认为拜登过于偏袒巴勒斯坦人，只有8%认为拜登过于偏袒以色列人。

但如果从不同年龄层来看，不同世代的认知显然有差距。在“65岁及以上”区间，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23%、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9%、偏袒以色列者只有3%；在“50岁-64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18%、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4%、偏袒以色列者只有6%；但到了“30岁-49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14%、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0%、偏袒以色列者则来到9%；接着是“18岁-29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只有11%、偏袒巴勒斯坦者只有9%、偏袒以色列者则高达16%。

整体来说，在这次加沙战争爆发前，美国家庭早就存在关于以巴冲突的代沟，尤其是正在读大学的Z世代，明显与作为其父母的X世代严重分歧，前者对以色列的反感、对美国政府偏袒以色列的不满，都创下历代最高。

4月24日凌晨，抗议者在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示威活动。新华社记者李睿摄

10月7日冲突爆发后，这种世代分歧自然又被撕裂得更厉害。10月17日，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公布全国民调，显示18-34岁的受访者中有51%不赞成美国向以色列运送军备以应对哈马斯的袭击，但50-64岁的受访者中有高达77%表示赞成；10月21日至24日进行的《经济学人》／YouGov民调也显示，在18岁至29岁的族群中，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比例（28%）略多于同情以色列人的比例（20%），这种分布样态与65岁及以上相差甚远，后者有高达65%同情以色列人，但只有6%同情巴勒斯坦人。

之后随着以色列进攻加沙，年轻人的不满更加沸腾。

2023年12月，以色列被南非以“种族灭绝”之名告上国际法院，皮尤研究中心也在该月公布了“美国人对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看法”的民调结果：18-34岁受访者中，有38%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过头了”；在35-49岁受访者中，这个数据是27%；在50-64岁（23%）、65岁（16%）以上的受访者中，这个数据则显著递减。

2024年1月，以色列被国际法院宣判“必须防止种族灭绝”前夕，《经济学人》／YouGov公布民调，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35%）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灭绝。而这个数据在18-29岁的受访者中高达49%，在30-44岁受访者中也有44%，但在45-64岁受访者就直接锐减为28%，65岁以上受访者的数据更是只剩21%。

整体来说，民调数据为这波大学反战潮提供不少线索：冲突爆发前，Z世代对以色列原本就是反感多于好感；即便这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哈马斯闪击触发以色列报复，10月7日后几个礼拜的民调依旧显示，虽然X世代、战后婴儿潮一代相对同情以色列，Z世代却依然相对同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进攻加沙后，Z世代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比例，也比其他年龄层都高，几乎到了每两个人就有一人如此认为的程度。

而从年龄分布来看，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正好对应了当今的大学生与研究生，一群本就对以色列好感不强的人，集体目睹了这几个月的残酷杀戮，且本国政府还是这场杀戮的最大靠山。这种情境无疑会加剧彼此的怒意串联与共鸣，而校园刚好又为这股愤怒提供了展演空间，最后导致反战示威在美国大学遍地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