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移居美国的华侨作家在讲到朝鲜半岛战争时信口开河：

1950年6月，“心比天高”的金日成，以其手中仅有的三个勉强拼凑的步兵师，挥戈南下，解放“被压迫同胞”。[32]

金日成发起攻击时，手中不是仅有“三个勉强拼凑的步兵师”，而是由苏军训练并提供装备的“7个师和2个装甲旅”，并且“每个师的组织结构表包括4个炮兵营”（米勒特/下，页14、41）。[33] 按照1950年6月韩国情报部门的说法，北方军“有10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1个空军师和1个高射炮团”，则可能有些夸大其词。[34]

金日成的确有充分把握一举击溃李承晚的韩国军。他的作战方案是，兵分五个方向同时突击，针对汉城和汉江流域的突击力量有3个精锐师，由80辆T-34坦克作向导，尽管李承晚方面“有8个师，其中有4个师集结完毕，并进行了顽强抵抗”（米勒特/下，页15）。3天后（6月28日），人民军攻克汉城，李承晚的政府机关撤到大田，紧接着又撤到大邱（7月）。

从常规战争的角度看，如果排除“美国承诺出兵拯救韩国”这个因素，人民军最初的攻击从表面上看，北朝鲜已摧毁了韩国。（米勒特/下，页106）

要说金日成“心比天高”，只能说他万万没想到美国人会介入半岛内战。与此相反，1年多前，人民解放军的两个集团军群已经打过长江夺取南京正逼近上海时（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电令二野集团军群首长警戒美国：“二野目前的任务是协助三野应付美国可能的军事干预。”[35] 5天后（28日），毛泽东又电令各集团军群首长，警惕西方各国联合武装干预：“美国正在和英、法等12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同上，页574）。

1949年4月23日，毛泽东阅读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报道

当然，金日成的疏忽并非没有原因。毋宁说，他万万没想到，人类文明的“楷模”美国半年前才公开宣布自己的远东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竟然出尔反尔得如此之快。

话说回来，在政治斗争中、尤其战争状态下，必须把最坏的可能性考虑殆尽。若在战场上遭遇败绩，事后说“万万没想到”，仅仅表明对敌人的个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这位华侨作家紧接着还说：

1950年夏天，金日成气冲牛斗，发布“8月底将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的命令。中国也在边境“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刚从连续12年战祸喘过一口气的中国，又要把自己的子弟往战场上送了——只为了老大哥心仪的“冷战”（我们现在已经清楚知道，这场战争，斯大林是非打不可，而且非由别人出面打不可）。

金日成发布“8月底将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的作战命令时，正是釜山战役胶着之时，他必须“气冲牛斗”——他要“将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难道有错？

美国介入半岛内战后，新中国在边境集结的不是“12个军”，而是12个师即4个军（加强一个炮兵师）。当时，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美国借朝鲜半岛爆发内战介入台海，新中国集结战略预备队（一个集团军）应对东北边境的战争威胁，难道不应该？

用“又要”两字无非表明，在作者看来，中国共产党再次为了莫须有的战争“把自己的子弟往战场上送”。上一次是哪次？抗战结束后共产党打国民党？作者没有这样说，否则她笔下的张东荪也会从坟墓中起身反驳：挑起内战的是蒋介石。这位华侨作家不至于会认为，共产党北上抗日是“把自己的子弟往战场上送”吧。

与这位华侨作家的说法相反，史学家们现在已经清楚：朝鲜战争不是斯大林要“非打不可”，而是金日成要非打不可——仍然是那个问题：完成自己国家的统一难道有错？

彭德怀与金日成在前线交谈

作家可以免责于学术上的无知，却不能免责于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美国的史学家承认，早在二战结束之前（1944年12月），“一些美国官员就已经把苏联视为下一个敌人”了。[36]华侨作家本可以很容易从美国史学家那里得知，“二战”刚刚结束还不到半年，“大街小巷和投票站发生的一切令美国官员大伤脑筋”，因为，“在欧洲的每一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支持率都在攀升。”当时欧洲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奥斯威辛“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危机的副产品”，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则代表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7]

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的凯南给国务院发了一份8000字的长密电，把苏联心态刻画成狂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沙俄扩张主义的混合体，并据此提出了强硬的“对苏遏制”战略。[38]凯南的长密电要给美国国务院领导传达这样的见解：“由于不曾受过盎格鲁-撒克逊式调和折中传统的陶冶”，克里姆林宫政权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太过神经质，这根源于俄国传统的、出自本能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出身于俄罗斯-亚细亚世界。”[39]其实，这封长电报本身恰恰证明，凯南自己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太过神经质，要说出自本能的不安全感，恰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美国传统。用当时的一位美国政治家的话来说，凯南“无异于用关于美国的一相情愿的幻想来支持希望苏联崩溃的幻想”。[40]

1952年4月，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宣誓就任苏联大使

的确，若把凯南电报中的“克里姆林宫”换成“白宫”，把“俄国”换成“美国”，并非不恰当。美国的政治地理位置虽然与自古以来战火不断的欧亚大陆隔着两个大洋，美国政治人并没有觉得可以高枕无忧：

在地缘政治分析的框架内，美国在地理上受到包围。实力资源的分布，为旧大陆提供了比新大陆更多的施展武力的可能性。（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页79）

美国的不安全感难道不是既传统的又是本能性的？随后发生的“麦卡锡专政”事件正是这种不安全感的体现：

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大恐慌”是一场由普遍存在的缺少安全感引起的，这是美国人民本身的一种病态心理。这种不安全感体现在对国家安全、美国价值观以及自由主义体制脆弱性的担忧上。（《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13，页382）

1948年元月，在涉及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问题时，“遏制战略之父”凯南在日记中写道：

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获得这份殊荣，因为他比我们都付出了更艰辛的努力和更多的精力，去追求他所在乎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和平。[41]

在公开场合，凯南不会这样说。而且，他在日记中马上补充了一句，“一定要问清楚：‘哪种和平？’‘谁的和平？’”这句补充再次证明，“心仪”冷战的是促成美国采取“遏制战略”的美国政治家凯南。朝鲜半岛上的内战变成了国际战争，正是因为美国对世界事务持有神经质的看法，而这种神经质不外乎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即著名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反共偏执症”。直到今天，美国的国际战略家仍然没有摆脱这种神经质：

由于中国至少在名义上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应当希望听到这一观点：由于中国依然执著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而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42]

如果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看法以及出自本能的不安全感属于美国政治人，那么，我们就需要调查这种神经质从何而来。由于我国史学界的“亲美”心态相当普遍，这种调查迄今无法展开。

从美国的“正统”史观来看，朝鲜半岛战争是美式清教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的殊死一战。杜鲁门相信，“美国的使命就是在世界传播道德和民主”，因此他认为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应心慈手软”：

美国的使命是上天注定，上帝授权，是美国人无法放弃的责任。杜鲁门不是加尔文主义者，但他坚信对于美国公民宗教至关重要的预定论教义。为了争取美国人对联合国和北约这两个与美国气质不符、与美国历史格格不入的国际承诺的支持，杜鲁门多次说到“这个责任我相信是上帝打算让这个伟大的共和国来承担”，这个“责任是万能的上帝”赋予美国的。这与林肯所说的天意何其相似：美国是上帝在地球上的工具,无论美国人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43]

由于有“道德和民主”乃至“对人权的深切关注”之类的语词，杜鲁门动用武力的决断让人以为美国很“正义”。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些语词的历史含义来自清教信仰的界定，那么，我们“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又错到哪里去了呢？

1951年，彭德怀（右3）在朝鲜成川郡桧仓与邓华(右1)、陈赓(右2)、甘泗淇(右5)、王正柱(右7)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