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联邦式帝国的历史难题

在昆仑山上，毛泽东首先发出“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的感叹，然后才立下社会主义祈愿。40而不惑的毛泽东此时的立志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式“普遍意志”，或者说确立了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式l’idée politique idéale[政治理想的观念]：中华帝国如此古老、对大地如此情深而文明，在世界历史的未来进程中，它应该担负起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

由于资本主义帝国的封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曾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尽管如此，毛泽东已经让新中国竭尽全力实现他在1936年立下的社会主义祈愿，以至于大多数今天富起来的中国人埋怨不已。如今，值得政治史学关注的问题并非是，为何“大多数人”不能理解政治伟人的理想。毕竟，“大多数人”的理想从古至今都是自己富裕起来，这是政治常识，要求他们成为理想主义者无异于无视常识。毋宁说，我们的政治史学不得不关注这样的问题：即便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传统大国能够克服自己的帝国主义本性吗？

从世界政治史角度看“联盟”

1945年9月，中共晋察冀军区的一个支队（曾克林部）进入东北，接受日军投降，刚到达就被苏军包围缴械。为了守住俄国在中国胶州湾的战略出口，斯大林答应蒋介石，只要沙俄帝国在中国东北留下的利益继续得到承认，他就不把东北交给中共。被包围缴械的中共军队集体唱起了国际歌，苏军下层官兵不知道斯大林的意图，听见这首共通的歌曲，随即解除包围，以礼相待。[44]一旦今天的政治史学问，苏联究竟是社会主义帝国还是传统欧洲式大国的后现代版，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帝国主义的根源未必仅仅只有资本主义。

科耶夫给“拉丁帝国”下的定义是“加盟式帝国联盟”，与霍布森的“帝国式联盟”提法一样，重点都在于超越欧洲现代式的民族国家形态，形成联邦式的单一政治体。因此，科耶夫说，丘吉尔和斯大林堪称“政治天才”，因为他们分别打造了苏维埃联盟和英联邦政治体（页10）。众所周知，英联邦政治体并不是丘吉尔的杰作，而是大英帝国主义一百年前的杰作。

科耶夫刻意抹去资本主义式帝国与社会主义式帝国的差异，并非不可理解，他毕竟是在为法国政府写策论报告。换言之，科耶夫心里清楚，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虽然通常被视为民族国家阶段，实际上，在这个历史阶段，欧洲几个主要大国一直在争夺势力范围，或者说在争取成为帝国——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帝国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倘若如此，政治史学就不能简单地说，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是民族国家阶段。

我们甚至可以把问题推到世界历史的前现代阶段，毕竟，“联盟”作为政治现象与“帝国”一样古老。当一个政治单位身处多国竞争状态，为了维持或者改善自己的生存地位，除了增强自身实力，还得借助联盟手段利用他国实力或不让对手获得他国实力。因此，联盟实际上是一种权宜手段：要么是为了获得帝国式的权力，要么是为了抵制帝国式的权力。所谓“均势论”（the Balance of Power Theory）作为一种非道德的政治冲突规则和政治思维方式，虽然在20世纪的第一次欧战之后才成为国际政治学中的显论，其政治原理仍然可以追溯到地中海文明的古典时期，尤其是欧洲17世纪的德意志30年战争以来的时期。

维持均势意味着政治结盟总是随形势而变，无论大君主国（如法国）还是小君主国（如18世纪的普鲁士），君主们都趋向于接受均势原则，让整个欧洲处于相互制衡的状态，绝不能让某个王国强大到统一欧洲的地步，否则就意味着自身会被“统一”。[45]

对于17世纪的法兰西王国来说，结盟的必要性在于，“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明显是为了渴求普遍君主制，以反对外国势力。”对于正在夹缝中寻求艰难生存的普鲁士来说，结盟是为了谋求均势，即“一种存在于或多或少彼此联系的相邻的国家间的机制”，以保障强国不会“侵犯别国主权和基本的权利”，弱小国家也不会因面临覆亡的危险而殊死抵抗。[46]

古代地中海文明和近代欧洲文明都积累了丰富的联盟政治经验，我国东周时期的合纵连横经验既不可同日而语，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因为，这种所谓西方式的联盟政治在一开始就具有异质政治体结盟的性质。从希罗多德的《原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中可以看到，不仅泛希腊城邦相互结盟，斯巴达和雅典都曾与波斯人结盟，共同对付自己同文同种的“同胞”。近代欧洲最早的著名结盟，即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1494 - 1547）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1491 - 1547）与土耳其结盟，抵制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扩充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47]

17世纪的德意志30年战争（1618 - 1648）时期的联盟政治最具欧洲特征，而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英联邦政治体基于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海外扩张，彻底更改了欧洲均势的地缘政治格局，其政治体的联盟性质另当别论。苏维埃联盟则不能不说与拿破仑战争乃至更早的德意志30年战争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带关系。

德意志地区的公国有4百多个，而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独立政治单位多达2500个，明显仍然处于封建状态或者说前现代状态。如果从封建结构转为民族国家结构是欧洲历史进入现代阶段的标志，那么，人们实际上很难在中世纪晚期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前现代/现代分隔线。因此，晚近半个世纪以来，“中世纪”这一典型现代欧洲史学的历史分期标志，不断受到欧洲史学界大家的挑战。[48]

19世纪后期，德意志才建立起民族国家式的政治体（1871）。即便在这时，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军队也没有实现完全的一体化。帝国宪法第63条虽然规定，作为普鲁士国王的皇帝是“联邦武装力量统帅”，“在战争和和平时期指挥帝国全部陆军力量”，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王国的军队仍然保留其特定的权利。[49]甚至到了20世纪第一次欧战时期，巴伐利亚王国军队虽归属帝国总参谋部指挥，仍然保留着地方性传统建制。这就好像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直到基本覆亡时，其中的桂军、晋军、滇军、川军仍然保有独立建制。

1608年，德意志的加尔文分子、行宫领地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1596 - 1632）牵头搞了一个“新教联盟”，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公爵（ 1573 –1651）紧跟着（1609）搞了一个“天主教联盟”，双方以武力相向。神圣罗马帝国有帝国议会乃至最高法院，更不用说皇帝，难道管不着吗？发人深省的是，冲突的起因恰恰来自中世纪晚期（1356）定下的一条规矩：皇帝从七位有选举资格的封建主（选帝侯）中选举产生。[50]

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兴起，依托的是君主制，但在德意志地区，民族国家的形成非常困难，因为这里的“公国”（principalities）太多，或者说君主太多。如沃格林所说：

在德意志，问题是国家分裂为大小不等的城镇和公国，最小的只有一个村及其周边地区，这个问题决定了其政治进程。在各个宗教派系之间能够实现某种休战，如果不是真正的宗教宽容的话，是因为每个这样的小政治单位都能够或多或少做出独立的决定，是倾向于天主教还是倾向于宗教改革。

即使不服从者不得不离开特定的地区，他们也不必移民到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找到一个更为适宜的环境。16世纪时，在各种根深蒂固的立场之间达成停战协定，这在德意志比在其他地方要早得多；但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分裂为属于互相敌对的宗教派系而又在领土上彼此连接的单位，这种局面导致了这个民族之内新教和天主教各自的大联合，后来爆发为三十年战争的大灾难。[51]

即便德意志邦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也属于帝国内部事务，但两大联盟都寻求外部势力支持。法国、丹麦、瑞典、荷兰参与“新教联盟”，英国和俄罗斯后来也支持“新教联盟”，这个联盟就成了“国际”联盟。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和西班牙乃至罗马教宗支持“天主教联盟”算是分内事，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王国也加入进来，情形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