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2021年3月27日，中国和伊朗正式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包括三个关键条款：1）中国将增加对伊朗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这直接削弱了美国主导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2）中伊之间的石油结算和贸易往来将使用中国人民币和中国新推出的数字人民币结算；3）伊朗将使用中国的北斗全球定位和导航系统，使伊朗的导弹不再受到美国拥有的GPS的干扰。据一些中国分析人士称，中伊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个里程碑性事件，表明中国的海外战略已经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出击。

中国领导人和公众并不相信拜登总统最近发表的声明，即这些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不以反华为目的”，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的对抗”。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诸如美国强烈要求韩国加入四国联盟，还邀请英国、法国和德国参加3月在南海举行的被称为“自由航行”（Free Navigation）的海军演习。

北京方面最关心的是拜登政府对台湾的立场。“台湾驻美代表”被邀请参加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这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行为，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不祥之兆。

中国评论员最近指出，拜登政府的四个举动大大加剧了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1）美国强行让日本和澳大利亚参与准备对该地区的军事干预；2）美国和台湾签署海上巡逻协议，鼓励台湾军队通过海上巡逻参与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3）发布指导方针，鼓励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官方交流”；4）美国驻帕劳大使加入帕劳总统对台湾的正式访问。意料之中的是，中方认为“美国的挑衅行为已经触碰到北京的红线” ，中国媒体上涉美言论的言辞激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美日首脑联合声明52年来首提台湾 截图来自朝日新闻

类似冷战集团的局限性

虽然看起来有些矛盾，但中国领导层也对以美国为首的冷战式联盟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北京敏锐地意识到，欧洲和亚洲的一些领导人对华盛顿领导的冷战集团一直持批评态度或表示保留意见。拜登总统就职几天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明确表示，她“非常希望避免建立对抗阵营”。同样，以批评北京、担心中国对英国的安全、繁荣和自由价值观的“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而闻名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警告说，英国决不能被卷入与中国的新‘冷战’。”

正如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一位智囊最近指出的那样，尽管美国和欧洲在民主和人权以及新疆和香港问题上意见一致，但欧洲人对与中国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合作的必要性、核不扩散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有独立见解。许多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保持同等距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也是如此。尽管安全问题和军事合作的需要是四国集团的首要目的，但在这一点上，四国集团不应该被视为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军事联盟或亚洲的“小北约”（mini-NATO）。正如在日本任教的中国学者张云所言，“多边军事联盟在亚洲地区从未奏效。”日本首相菅义伟明确表示不赞成“亚洲北约”（Asian NATO）。印度因其不结盟、中立和独立的原则，以及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不太可能改变其长期的外交政策姿态来加入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非洲、南美和亚洲许多国家对中美两国的看法有深刻的不同。这些国家并不认为中国是对世界和平的安全威胁，也不认为中国包括“一带一路”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经济拓展努力，是带有“掠夺”（predatory）或“债务陷阱”（debt trap）性质的外交举措。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软实力”概念提出者）最近观察到的，“近100个国家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只有57个。此外，中国计划在未来十年内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超过1万亿美元的贷款，而美国却削减了援助。”

对一些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学者来讲，包括研究该议题的中国分析人士看来，拜登政府将实现国内振兴视为首要任务，与其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以及其他诸如朝鲜和叙利亚等威权政治实行强硬积极外交政策的方针，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在2020年总统选举之前，包括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内的一批外交政策战略家和社会经济政策专家撰写了一份实质性的报告，即《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其中包括以下论述：

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中产阶级会支持旨在恢复美国在单极世界中的首要地位的努力，升级与中国的新冷战，或在世界的民主国家和独裁政府之间发动一场无边无际的斗争。

作者阐述说，新总统应避免“花费太多的生命和纳税人的钱”在冗长的军事冲突上。

考虑到当选总统拜登的四大优先事项，包括抗击COVID-19、加速经济复苏、确保种族公平和社会正义以及协调应对气候变化时，中方看到了这些议题上与自身利益的重叠，并希望这能为中美重新接触提供一个机会窗口。中国领导人认为，拜登政府可以通过中美双边合作，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

然而，中国高层很快意识到，考虑到拜登政府的政治和战略评估，机会窗口极其狭窄，甚至根本不存在。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对其美国同行说的那句现在众所周知的话——“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再次证实了安克雷奇对话前中国的普遍看法：“拜登团队和特朗普团队之间没有显著区别。” 许多中国人现在认为，拜登政府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更不利于美中关系。在他们看来，拜登政府建立反华联盟的战略方针和对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呼吁，以及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的定性，已经将中国逼到了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