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想法可能与中国向国际上英语听众展示的、儒家对外宣称的“仁爱”与“和谐”的概念大相径庭。但即使是这些概念也导致了西方人相当大的误解，他们常常把儒家思想简化为令人厌烦的“和平”与“合作”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实现“和平”与“合作”的目的在于尊重一个恰当的等级制度，而等级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控制手段。在后启蒙时代的西方看来，“等级”和“平等”似乎是对立的概念，但在中国，它们却具有内在的互补性。

如果西方人要对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或在中国投资作出更现实的长期决策，那么认识到“威权”的马列主义制度在中国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有效的这一点至关重要。但第三个误解也会误导那些寻求与中国接触的人。

误解三：

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生活、工作和投资

中国近来的历史表明，中国人与他们的国家作决策的方式与西方人截然不同——无论是在时间观念方面，还是在最令人担心的风险方面。但由于人们倾向于相信其他人也会像他们一样作决策，这可能是西方人最难以克服的一个误解。

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位如今已经65岁的中国女性的故事会是怎样的。出生于1955年，她小时候经历过“大跃进”，十几岁的时候成为了红卫兵。由于父母是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再教育，而她则高喊着崇拜毛主席。到了20世纪80年代，她是第一代重返大学的人。

接着，在20世纪90年代，她利用新环境下的经济自由，在其中一个经济特区成为了一个30多岁的企业家。她买了一套公寓——这是她家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拥有房产。由于想积累更多经验，她在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外国资产管理公司担任投资分析师。尽管她的雇主为她制定了长期的职业规划，她还是离开了这家公司，因为一个竞争对手可以提供少量的短期内加薪。

到了2008年，她最大限度地利用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购买了新的消费品，这是她的父母以前做梦也实现不了的。到了2020年，她希望看到自己7岁的孙子和刚出生的孙女（直到最近才开放二胎）过得好。

许多中国内地消费者更喜欢股市的短期收益，而不是把钱锁在长期储蓄工具中。市场研究一贯显示，大多数内地个人投资者的行为更像交易者。比如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频繁交易是在破坏而不是创造长期基金的价值，81%的个人投资者还是选择每月至少交易一次。这一数字高于所有西方国家（例如，只有53%的美国个人投资者如此频繁地交易）；甚至高于邻近的香港——另一个也喜欢赌博，并且有着相似的资本收益免税制度的汉族社会。这表明，中国内地特有的某种东西影响了这种行为：现在购买股票的那些人或曾经经历过对长远未来的不确定性，或将其传承了下来。

这种专注于确保短期收益的做法就是这位上海的年轻资产经理放弃了一份未来可期的工作，而换了一份收益相对较小但能立竿见影获得加薪工作的原因——这种行为仍然困扰着许多试图留住人才和管理层的企业。人们通常是在满足了他们对短期安全的基本需求之后，才愿意承担长期职业风险的。

例如，我们曾采访过一对夫妻，妻子“下海”创业了，成为了中国众多的女企业家之。她之所以能下海，是因为她丈夫在国有企业工作，有着虽低但稳定的收入，能为家庭提供安全保障。房地产作为长期投资的资产类别之一，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资——其25岁至69岁人群的所有权从1988年的14%增长到2008年的93%——这种变化也是出于对安全的需求：与所有其他资产不同的是，如果出现社会问题，房产起码能给人提供庇护之所。

（与个人）相比之下，政府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则偏低，并且非常关注长期回报。大部分投资的方式仍然是中国共产党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其中包括发展以太阳能技术、“智慧城市”和高密度节能住宅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这样的雄心壮志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中国，这种理想是相对迅速而容易实现的。相比之下，西方经济体在这些问题上的进展往往极其缓慢。

个人和国家关于投资的决策都有同一个目的：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为自身）提供安全性与稳定性。尽管西方许多人可能认为，中国在其21世纪的全球计划里只看到了机会，但其动机却截然相反。在中国动荡的现代史上，它一直受到外国势力的威胁，无论是在亚洲内部（尤其是日本）还是在亚洲之外（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法国）。

因此，中国的领导者认为，外国的介入与其说是机会的来源，不如说是威胁、不确定性，甚至是屈辱。他们仍然将许多不幸归咎于外国的干涉，即使这是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例如，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的角色开启的100年仍被中国人称为“屈辱的世纪”。中国的历史继续影响着它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目前对其主权不可侵犯的坚持。

和西方人不同，那些经历过他们无法控制的艰难时期的人更倾向于在短期内作出一些关键选择。相比之下，政策制定者们则在寻找在未来获得更多控制权和主权的方法，他们的计划比西方要长远得多。这种对可预测性（或者说稳定性）的共同追求解释了以控制为核心原则的“威权体制”何以能保持持续的吸引力。

……

许多西方人接受了中国呈现给世界的解释：1978年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强调要避免文化大革命时的那种激进且往往充满暴力的政治体制，这说明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不再重要。现实情况则大不相同。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塑造中国人民的制度、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中心。党始终相信和强调中国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一切。除非西方企业和政治家接受这一现实，否则他们将继续误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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