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拉纳·米特、埃尔斯贝特·约翰逊 翻译/ 观察者网 刘思雨】

原摘要：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在中国，经济自由的发展会带动政治自由的发展，并且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建立在与西方相同的基础上。本文作者认为，这些假设根植于对现代中国的三个根本错误的观点上。其一，经济和（西式）民主是一体两面；其二，“威权”政治制度不可能获取合法性；其三，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生活、工作和投资。

但是，自1949年以来，作为影响所有中国人的机构、社会和日常生活经验的中心，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强调中国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重要性。除非西方的公司和政治人物了解这一点，并修正他们的观点，否则他们将继续这样错误地解读中国。

当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时，它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非常不同。即使在北京，许多人也穿着毛泽东式的制服，以自行车作为交通方式；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能够使用汽车。在农村，人们的生活则保留了许多传统元素。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归功于旨在发展经济和增加投资的政策，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渴望消费的新兴中产阶级。

但是，有一件事仍旧没有改变。许多西方政治人物和企业高管仍然不了解中国。例如，他们相信政治自由将伴随新的经济自由而发展起来，并且错误地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将与西方类似，随心所欲，并且具有政治颠覆性。此外，由于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建立在与西方相同的基础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认识到中国政府持续充当投资者、监管者和知识产权所有者的角色。

为什么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总是如此错误地理解中国？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商界和政界人士经常坚持三种对现代中国的理解，它们流传甚广，但本质上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论证的，这些假设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的了解上的空白，使得他们在将中国和其他国家类比时，得出了有说服力，但存在严重缺陷的观点。

误解1：

经济发展和民主是一体两面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发展轨迹与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在二战结束后立即开始的发展轨迹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相比，如韩国和马来西亚，中国起步晚得多，因为它受到了持续40年的毛泽东时代的阻碍。根据这一观点，伴随着经济增长和逐渐富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将走向更自由的模式，就像其他国家一样。

这是一种合理的说法。正如作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所指出的，自冷战结束以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已经衰亡，自由主义几乎没有对手。

并且，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的支持。在2000年的一次演讲中，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宣称：“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不仅仅同意了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还同意学习民主最宝贵的价值之一：经济自由。当个人有能力……实现他们的梦想时，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但这个观点忽略了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以及法国之间的一些根本性差异。自1945年以来，这些国家一直是拥有独立司法机构的多元化民主国家。因此，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携手并进，比如通过立法保护个人选择和少数人的权利。

这就使得人们很容易认为民主和经济发展是一体两面。苏联的解体似乎验证了这一观点。苏维埃政权无法为人民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它的解体。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glasnost，开放性，指20世纪80年代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俄罗斯最终融入了全球化的经济体制（perestroika，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政治及社会结构的改革）。

1985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右）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面（图源：搜狐网）

然而，在中国，经济增长是在稳定的共产主义治理下实现的，这表明民主和增长并非必然地相互依赖。事实上，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最近的经济成就，比如大规模的脱贫、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为全球性的科技创新者，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威权主义”政府。

此外，中国对新冠肺炎的积极应对与许多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国家的死亡率较高，后来的封锁也不那么严格。这一事实也加强了这种观点。

中国还打破了其“威权主义”将抑制创新能力的猜测。它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太空探索的全球领导者。它的一些技术成就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人们想购买商品、或者更方便地沟通，而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一需求。

但很多技术进步来自于军队，他们具有强大创新能力和充足的资金，对中国新兴产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当然，这与美国国防和情报上的支出在硅谷发展中的作用是一样的。

但在中国，面向消费者的应用实现得更快，政府投资与惠及个人的产品和服务之间的联系也由此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中国人将中国公司，比如阿里巴巴、华为、抖音等，视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和中国成功的国际先锋，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将其简单地看作工作岗位或GDP的提供者。

因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于2020年7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95%的中国人对北京政府持满意态度。我们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遇到的大多数普通人并不觉得“专制国家”完全是压迫性的；对他们来说，“威权国家”也提供了许多机会。因为中共改革了财产法，现在重庆的一名清洁工能够拥有几套公寓；一位上海记者从国家控股的杂志社那里获得报酬，飞往世界各地报道全球生活方式的变化趋势；归功于社会的流动性和党对科学研究的大量投资，南京的一名年轻学生能够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学习推进物理学（Propulsion Phy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