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新思考新总结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大会的召开，是因为认定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现在需要巩固已取得的成果。

然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为了在权力再分配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在大会结束后，立即开始了激烈的争夺。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双方斗争白热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构建者陈伯达因为追随林彪集团在全会上即垮台，最终导致发生1971年林彪仓惶出逃的“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的覆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原先建立巴黎公社式国家机器的理想已完全破灭。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陈伯达期间，周恩来总理1971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外交部、中联部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开展对于托派的研究，因为托派影响很大，现在托派在青年中还有煽动性，一定要进行理论上的驳斥。1972年他主张要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时，再次提出要批判托派理论。这是一项意义极为深长的建议。

名义上是批判陈伯达和国际上的托派，实际上直指陈伯达所精心炮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因为只要对照一下托洛茨基相关论述，就不难看出，陈伯达所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点，好几项直接从托洛茨基那里脱胎而来。 尽管周恩来批判极“左”的主张被江青集团和毛泽东本人所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原创性却根本动摇。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究竟该怎样构建，毛泽东重新做了思考。这一思考很集中地表现在1973年8月5日毛泽东所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十批”，即《十批判书》。郭沫若从1943年中至1945年集中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十批判书》是系列研究论文的汇编，包括《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等。书中对法家“法术”、“君主本位”思想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持否定态度，对孔子及儒家则多所褒扬，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 

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 则高度评价秦始皇，认为：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柳宗元还特别强调指出：“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除去柳宗元的《封建论》，毛泽东还推荐同时阅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卷一、章太炎的《秦献记》、《秦政记》。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卷一劈头就论秦实行郡县制，说：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

王夫之指出：“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阴阳不能偏用，而仁义相资以为亨利，虽圣人其能违哉？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

“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章太炎的《秦献记》讨论焚书坑儒事件，《秦政记》则专论秦代国家治理。章太炎认为：

“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秦始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嗟乎！韩非道‘八奸’，同床、在旁、父兄皆与焉。世之议政者，徒议同床、在旁，而父兄脱然也。

秦皇以贱其公子侧室，高于世主。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天子以秉政劳民贵，帝族无功，何以得有位号？授之以政而不达，与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章太炎还指出：“自法家论之，秦皇为有守。非独刑罚依科也，用人亦然。韩非有之曰：‘明王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显学篇》）……秦皇则一任李斯、王翦、蒙恬而已矣。岂无便辟之使、燕昵之谒邪？抱一司契，自胜而不为也。”

就此，章太炎进一步申述道：“建国之主，非起于艸茅，必拔于搢绅也。拔于搢绅者，贵族姓而好等制；起于艸茅者，其法无等，然身好踢跌，而不能守绳墨。独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艸茅、搢绅所能拟矣。”

综合柳宗元、王夫之、章太炎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藉如何评价秦始皇，在国家机器应该怎样构建问题上，传达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一，“秦政法”结束了传统的封建制，开“公天下之端”。这是因为“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打破了“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固有格局，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承担国家治理重责，使“治民之纪”得以成为“天下之公”。秦虽然是“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其二，“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后宫之属，椒房之嬖，便辟之使、燕昵之谒，皆不得干政；帝王子弟亲友，“授之以政而不达，与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这是使天下为公而不致天下为私的基本保证。其三，治国必须坚守法度，应当警惕：“拔于搢绅者，贵族姓而好等制；起于艸茅者，其法无等，然身好踢跌，而不能守绳墨”。这两种人，无论是坚持等级森然的社会政治秩序，还是特别喜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都是依法治国的大敌。之所以“百代都行秦政法”，正因为秦代建立的这样一整套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制度有助于达到“天下为公”的目标，所以它方才能够行之百代而不衰。

先前一直憧憬巴黎公社式直接选举及“大民主”，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之付诸实施，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政治体制，结果，经受的是一次次极为严重的挫失，并使得整个国家则陷入无休无止的动乱，正是在这一空前规模的社会政治实践基础上，毛泽东重新审视两千多年来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是非得失，对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应当怎样改革，得出了和先前迥然相异的新的结论。

他所选定的《封建论》等四篇历史文献说明，就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坚持“秦政法”更容易达到“公天下”和天下大治的目标。《七律》最后告诫“莫从子厚返文王”，那是告诫千万不要像殷周之际那样各地方各部门分裂成无数诸侯国，各自割据一方，彼此争斗，混战不停。这当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所指而发，有着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毛泽东这首七律写于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会议各项报告、文件已完全来不及吸取毛泽东新总结、新思考的这些成果，而且，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及时理解和消化这些成果。大会以后，毛泽东做出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如起用邓小平等功臣宿将，大军区司令互相调动以防止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过久，召开四届人大并恢复原先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的国家政治体制，等等，都表明，毛泽东在努力将他的新总结、新思考付诸实施。

但是，毛泽东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由韩非在《八奸》中所说的“同床”、“在旁”、“父兄”等组成的江青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毛泽东上述一系列重要决定的贯彻实施，并借机发动所谓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掩盖和扭曲毛泽东的新总结、新思考真实内容，以大量虚妄的信息混淆视听，干扰毛泽东在改革国家政治体制上做出更深入更系统的诠释。

尽管如此，毛泽东这番思考的价值仍然不容忽视，更不容否定。尤其结合“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在国家机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全部实践，就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毛泽东这番思考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在国家治理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部分，还是失败的部分，都是值得我们珍视并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的历史资源与思想财富。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