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社这一政权组织形式或这一名称，毛泽东这时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他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

他还指出，苏联的苏维埃，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英国是君主制，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其他还有很多事例，都表明，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为此，他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原来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叫国务院，这不必改名字了。市仍叫市人民委员会，这也不要改了。

毛泽东这里所批评的各个观点，都是非常重大的原则问题。要是换了其他人，早就被打倒、被“批倒批臭”了。但是，对于上海，对于张、姚，毛仍是心平气和、很婉转地劝说、引导。

巴黎公社“大民主”原则的重新厘定

“文革”起始，是否实行所谓“大民主”，被视为是否坚持巴黎公社原则的分水岭。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讲话中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所谓“大民主”，1966年8月，按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规定，就是：“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在第七条中，更将压制“四大”，如“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说成“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众所周知，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因为这一点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

《人民日报》曾就“大民主”专门发表社论解释说：它“贯串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以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原就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的第一步。可是，“文革”中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以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却是对一直行之有效的党的这一群众路线的否定，因为它所信任、所依靠、所放手的“群众”，都有特定的内涵，特定的界限，而“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更将群众运动与党的领导割裂开来，将群众中的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割裂开来。

群众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整体，它由无数取向不同、利益不同、组织程度不同的群体构成。“文革”发动时，毛泽东所依靠的群众，主要是在大学和中学就读的一批最先起来“造反”的学生。众所周知，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因为派遣工作组到清华、北大等学校压制了这些学生而被指责为代表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工人、农民当时多不站在这些造反的学生一边。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要禁止各地“组织工农反学生”，要求“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中共中央于是9月11日发出指示，明确规定：“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凡是发生过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决不许把责任推向群众”。还要求“劝说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工人、农民这时就不在“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群众”之列。

1967年春夏间，以红卫兵为名号的大中学校的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他们冲击各级领导机关，不分青红皂白地揪斗党政军领导人，同时，不同派别之间，你争我斗，发展到不断发动大规模武斗，乃至抢劫军火，屠戮对手，形成全国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于是，毛泽东指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警告造反派和红卫兵头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各单位组织“大联合”，进行“斗、批、改”。这是对于学生运动或红卫兵运动的首次重大厘定。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毛泽东特地指示加了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红卫兵中一大批活跃分子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纷纷被逮捕关押审查。这是对学生运动或红卫兵运动中最激进、最极端的那些派别直接动用专政武器。

但混乱局面并未中止，反而愈演愈烈。至 1968年 7月27日，毛泽东决定，由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

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截止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对学生运动或红卫兵运动的进一步也是更为全面的厘定。这与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因为派遣工作组进驻学校而被指责为不相信群众和镇压学生运动，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在校大中学生一毕业，除极少数外，都被动员到农村去，一部分进国营农场，大部分去农村插队落户。到1978年，将近2000万青年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道道地地的农民。这些事实充分表明， “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以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至少对于广大青年学生说来，从来就没有真正适用过，这时，自然更不适用。

其实，对于广大工人、农民说来，情况也不例外：那些肯定或基本肯定各地方、各部门领导及其工作的工人组织、农民组织，被视为“保皇派”，不被信任，不被依靠群众，更不容许放手发动；起来“造反”的各种不同派别，被信任、被依靠、被发动的程度也经常完全不同；同一组织，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被信任、被依靠、被发动的程度也常常迥然有别。1976年清明节期间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发生的“四五运动”，名副其实是一场以工人、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被作为反革命事件而被取缔，更彻底暴露了“文革”中所倡导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以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理论上与实践中是多么混乱和虚妄，为什么不得不一次次做出重大的调整乃至根本性的厘定。

1954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真正的民主，就是不折不扣、毫无例外地保障每个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文革”前，公民确实并没有真正而充分地享用这些自由权利。需要做的，确确是切实保证每个公民依法享有这些权利。

“文革”中却并没有这么做。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对于揭露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黑暗面，应当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各级领导干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跌到社会底层，对群众生产和生活真实状况、群众的疾苦和意愿，有了深切的了解。但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剥夺了几乎所有被揭发、被冲击、被打倒、被专政者说明真相、澄清事实、辨明是非、维护自己应有权利的自由，它也没有要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者必须负起应当担负的法律责任，结果，顶着“大民主”的旗帜，言论自由常常演变成为纵容和保护一些人利用“大鸣大放”，对他人肆意谩骂、攻击、诬陷，收集只言片语，采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方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对方无限上纲，罗织罪名；出版自由常常演变成为纵容和保护一些人利用大字报、小字报、传单、自办的报纸和刊物、自编的资料和书籍，自吹自擂，污蔑他人，散布谬论，蛊惑大众。

集会自由常常演变成为纵容和保护一些人随意召开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批判会、斗争会，以及其它公开的、秘密的五花八门的会议，筹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以街头政治根本破坏法治法制；结社自由常常演变成为纵容和保护一些人随心所欲地拉帮接派，自立山头，以组织革命造反群众组织为名，行四分五裂、争权夺利之实；游行、示威的自由，更演变成为一些人用来给大批斗、大审查、大抄家、大游街、非法关押、动用私刑、实行逼、供、信、普遍打倒提供合法外衣，制造“群众意愿”、“群众专政”的假象。

简言之，这种“大民主”，导致宪法和法律被无情践踏，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群体暴力活动恣意泛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使“文革”中“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以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负面或破坏性效应恶性膨胀。毛泽东总结“文化大革命”两大问题，一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二是全国全面内战。 造成这两大问题的直接原因，不能不说，就是实行了“放手发动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这个“大民主”。后来，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虽然一再努力加以补救，对这个“大民主”不断给予新的厘定，收效终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