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发现：遇到过性骚扰的人中，有1/5左右（17％～21％）把“讲性”看作是性骚扰，仅次于故意的身体接触，排在第二位。尤其是，无论男女，无论发生在异性还是同性之间，这样认为的人的比例都相当一致。

如果仅仅是女人面对男人，那么女人持这样的判定标准尚可理解；可是一个大老爷们对另一个大老爷们讲了一些性方面的话，怎么会被认为是性骚扰呢？在方兴未艾的反对性骚扰的社会舆论中，男人不是一直被标定为“黄段子发送者”和“一聊就是性”吗？他们怎么会像女人那样，把“讲性”归入性骚扰呢？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至少一部分男人，在“讲性”这个问题上，与女人的想法和看法基本一致；因此才会感到自己被性骚扰了。那么，这种情况究竟是性骚扰这个话语强势介入的产物，是这些男人个人特质所造成的不同的主体建构，还是二者互构之结果呢？

4.什么样的人认为自己被性骚扰了？

性骚扰究竟是一种平均分布的普遍存在，还是针对某些社会阶层更多？针对这一假设，笔者分别考察了文化程度和职业等级这两个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其结果是：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越高、职业等级越高；那么他们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比例也就越高。

具体来看，在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中，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只有5.5%，可是在初中的人中增加到11.1%，在高中的人中增加到12.5%，在大专文化者中增加到14.9%；而到了本科及以上者则高达16.9%（P=.000）。同样地，在农民和工人当中，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比例仅仅是8.0%，但是在商业服务业人员中增加到14.2%；在白领工作者中也达到12.0%，在企业家或者领导者当中则是13.2%。

此外，笔者还考察了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不是实际比例）。在文化程度方面，与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相比，初中和高中的人增加44%～48%，大专和本科及以上者则增加73%～74%。在职业等级方面，与农民和工人这些体力劳动者相比，商业服务业人员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增加42%；白领工作者增加26%，而企业家和领导者则更是增加78%之多。

上述的统计结果尽管符合数理逻辑，却似乎违背生活常识。莫非说，文化程度越高则越好欺负？难道对企业家和领导者这样的上层人物进行性骚扰，比骚扰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还容易？否则为什么前者比后者要多得多？这样的悖论迫使笔者不得不反过来思考问题：是不是遭到过性骚扰，这是由被调查者自己来判定的。

笔者作为调查者，没有丝毫办法去“客观检测”在被调查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本文中的所有数据，与其说是“测量结果”，不如说是被调查者的“报告”，也就是“主诉”，是他们自己的主体建构的呈现。思路转变之后，上述数据的意义也就随之变成：文化程度越高和职业等级越高的人，就越是可能认为自己受到过性骚扰，而且越是愿意把它报告出来。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三

最晚从20世纪末期开始，反对性骚扰就已经成为一种话语，强势地介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其结果是，21世纪以来，现实中的性骚扰在日渐减少，可是人们对它的焦虑却与日俱增。从这一视角来看，一切反对性骚扰的宣传教育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很可能出现“越反越多”的局面。也就是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遵从主流话语，不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哪怕情况越来越少，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主诉”自己受到了性骚扰，人们对于性骚扰的担心也会越来越多。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判定标准被主流话语改造了。

当然，上述情况并不能证明“社会决定论”或者“话语决定论”，调查表明“反对性骚扰”虽然成为主流话语，但是只有那些更加被主流化的人，才更加有可能获知、接受和认同这一话语，才会有更大的可能成为“被介入”之人，也才更加可能运用这一话语来判定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类似情况究竟算不算是“性骚扰”。相反，那些相对低层的人们更少接触和接受主流话语，因此哪怕就是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他们也很少按照主流话语的标准把它纳入“性骚扰”的范畴。反对性骚扰的话语对他们来说，也许就是贬义的“对牛弹琴”或者褒义的“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