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期，某高校教师性侵女生事件被公之于众，性骚扰特别是性侵问题再次引发舆论关注。本文作者基于21世纪的三次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发现：实际发生的性骚扰在减少，可是人们对于它的担心却在增加；利用职权的性骚扰其实很少；男人也在被性骚扰；相同性别之间的性骚扰也存在......总体而言，“反对性骚扰的话语”已经强势介入日常生活，也反映出国民的主体建构与前者大相径庭。双方的冲突来源于中国社会中的权力、社会性别与性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了新的结构。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一

反对性骚扰的思想与实践，主要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美国。在《中国知网》上按照主题检索发现，早在1988年，中国开始出现针对性骚扰的情况反映，到2013年3月，有关的文献已达1095篇之多。其内容主要集中于立法与执法相关的讨论；对于性骚扰的调查与案例报告很罕见，尤其是尚未检索到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

那么，在21世纪的中国，性骚扰究竟有多少呢？到底有哪些类型呢？这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最基本的事实判断的问题。进而，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递进层次的理论问题：

其一，性骚扰作为一种外来的概念，无论专家学者给出什么样的定义，也无论这些定义的普及程度如何，中国人在回答自己是否可能受到或者是否真的受到性骚扰的时候，所运用的一定是他（她）自己对于性骚扰这个词汇的理解，而且注定是千差万别、莫衷一是。因此对于一个严谨的社会学者来说，不仅需要抽象地论述性骚扰的定义“应该”是什么，更需要去了解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性骚扰“其实”是什么，也就是说，人们的主体建构究竟是什么样。

其二，“反对性骚扰”已经成为一个主流话语，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介入也越来越强有力。那么它与人们的主体建构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互动，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在笔者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分别完成三次“中国人的性”的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总人口。以城乡差异、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初级抽样单位（PSU）为县级地理区域，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与农村的行政村。在每个终端调查点中，按照居住者的总名单进行等距抽样，再按照地理位置抽样法抽取流动人口。三次全国调查的随机抽样误差均不超过5%。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笔者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笔者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笔者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

二

在三次调查问卷里，笔者都询问了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其一，性骚扰说的是，在您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下，别人对您做出性方面的动作，或者说一些性方面的话，使得您很不舒服。平时，您觉得您自己可能不可能受到别人的性骚扰？（1.非常可能；2.比较可能；3.不大可能；4.不可能）

其二，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对您说过性方面的、使您很反感的话？（1.有过；2.没有）

其三，在过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带着性方面的意图，对您做出性骚扰的动作？（例如：动手动脚、耍流氓、占便宜等等）（1.有过；2.没有）

从表1的回答情况可以发现：在2000年性骚扰实际上相对更多的时候，担心自己会遭到性骚扰的人反而更少；而到了性骚扰实际上已经显著减少的2010年，担心自己遭到性骚扰的人却显著增加。这表明：反对性骚扰的主张，并不是根据该现象的多少而提出的；而是出于对普遍正义的理念追求而抽象地提出的。一旦它成为一种社会的话语，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在社会舆论的大声疾呼之下，普通人对于自己被性骚扰的可能性越来越夸大；但是，这种夸大恰恰是日益提高的自我警惕，也就是对性骚扰形成了日渐有效的社会警告。结果，现实发生的性骚扰也就不得不趋向于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