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体会到下象棋最关键的还是要快乐，要从中获得乐趣。如果你感觉到你下象棋没有那么快乐的话，那还不如玩别的。

我参加上海少年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十龄童”叫郑渭森，现在看他的水平不比我差，甚至比我好一点。我记得当时下的是循环赛，前面大概下了八场，他全是赢，我输了一场，他分数比我高。最后一场我对他，赢了我就是冠军，平了他就是冠军。

当时我赢了，他爸爸当场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个郑渭森后来就不下象棋了，很遗憾。后来进一步了解到他也是一个三好学生，后来还考上了市重点中学，就因为他老爸这一巴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假如他得了冠军，说不定拿十连冠的就是他了。当时他的棋不比我差，但是因为他老爸给他的压力太大，让他实在受不了。所以说，孩子再喜欢下象棋，也不要给他太大压力，让他玩得开心就行。非要让他要走独木桥，一定要拿世界冠军云云，这些都不是好办法。

郑渭森给我的印象确实太深了，我们学校只有成绩很好的人才能去少年宫，我去比赛下完棋他还带我走过“勇敢者道路”。    

还有个“七龄童”，但是为什么他的棋下的比较差？因为他下棋纯粹就是家长想让他下。他对象棋热爱的程度实际上是不太够的，比如说他下棋的时候喜欢吃糖。我后来想，他对糖果的喜欢超过了象棋，如果没有吃糖的话他下棋就没有心情。

我刚才跟上图一位女士讲，琴棋书画包括下棋，有的时候是带有气功的。因为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必然是思想高度集中。比如说你画一幅画，写一个字等等，三心二意开小差是不行的，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下棋的时候，要做到旁边不管什么声音你都听不见，物我两忘，全身心的投入。

崭露头角

1957年我得了小学生冠军以后，少年宫有奖励，奖品是个三角形的旗子，木头做的，而不是纸做的，还有一个日记本。拿了冠军增加了我下棋上进的决心。有朋友和棋友介绍我认识了徐大庆老师。

徐大庆老师每个礼拜天都会在淮海公园喝茶，那是一个像会所一样的茶座。每个礼拜他都会介绍名手和我下。在各路名手那里我也小有名气了，他们都会让我先走两步。

当时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把自己的棋比作丝瓜藤，像攀藤的植物，竹竿多高我就能爬多高，给我一个平台我就能爬上去。

当时上海象棋没有专业队，只有一个表演队，隶属于上海文化局。徐大庆老师当时是上海象棋表演队队长。象棋表演的场地在城隍庙豫园得意楼、在楼上泡一壶茶就可以看象棋，大概是1毛5，旁边可以吃到水晶大包，5分钱一只。

老上海黄浦区的得意楼，曾经是众多民间象棋爱好者打擂台的地方

我去得意楼也是应战来宾，以名手大棋盘表演的形式下棋。表演完之后，名手休息了，广播里会喊“接下来由胡荣华小朋友应战来宾”。有的人自己感觉不错的人也跳上来，当时都被我打败了。

有一次有个名手叫陈昌龙，他说“我陪你玩一会儿”。结果我真的赢了他，这个老棋手是拿过上海市第六名的。一般来说很多名手输了都生气，但这个人非常厚道，非但不生气，还摸摸我的头说“小鬼，不错不错”。

我能够在新中国以后逐步成长，确实是要得益于上海好的氛围、好的老师和好的环境。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56年当时有四个国手来我们上海，是全国第二三四五名，第一名杨官璘没有来。在得意楼我见到了名将王嘉良，他当时24岁。

著名象棋前辈王嘉良

我印象中名手应该不会买棋书，但是王嘉良自己掏钱买了几本棋书，有一本名叫《步觉精良》。这个书是精装版，还是比较贵的，当时我买不起。后来我翻过别人买下来的这本书，确实不错，主要是讲开局的。所以说尽管王嘉良当时是全国亚军，但是他还是很好学。

1958年冬天，我当时初一还没有念完，还在乡下劳动。为了迎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海市成立了象棋集训队。华东外语学院的助教徐天利在体工队担任集训队的队长，他带来了命令，说是1959年1月6号去上海体工报道。

我一听到学校有调令，可以专门去下棋，又有高手和老师，我马上就去报道了。当时训练就是当正式比赛的，之前我下棋名手都会让我两步，这次不一样了，是平下，也就是互相不再让步子。

当时我接连输了几个月，算了算一共输了有100多盘。但是我对象棋知识的渴望就像海绵一样，进了上海队之后拼命地吸，终于有一天感觉吸了有起色，突破了瓶颈。

1959年5月，我参加了上海市运动会，那时我赢了很多区一级的选手，最终得了第七名。我的队友陈其练习的时候总赢我，但是这次我第一次能赢他了。从此以后，他就被我甩在了后面。

1959年8月份，上海市秋季运动会我已经拿了第三。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爬藤的植物，渐渐能爬到高的地方了；1960年2月份我拿了上海市比赛的亚军，那一年的冠军是何顺安。当时我已经具备了和顶级棋手抗衡的能力。

渐入高峰

1960年5月，杭州举办五省市象棋邀请赛，参加的名手很多，有全国亚军王嘉良，全国第三刘忆慈，还有孟艺国等其他省市的高手。当时地点在杭州西湖边上，我七胜三和，得了冠军，其中我还赢了王嘉良。某种程度上，那次比赛是为参加下半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赛预热。

1960年11月，我代表上海参加了全国象棋团体赛，当时我们领导也很重视。本来团体赛有三个人，应该何顺安和我，另外一个也应该是同一个层级的队员。但是领导为了拿冠军，不让陈其出场，调来了“扬州三剑客”之一的朱剑秋。

从现在来看，当时的领导决策还是有些冒险的，因为朱剑秋是前国民党党员，身份有些敏感。当时领导下决心敢用朱剑秋，是要担一定风险的。幸亏最后得了冠军，否则的话这个领导有可能会被开除。朱剑秋上了之后，我们三个人的排序是何顺安第一，我第二，朱剑秋第三。当时和广州打擂台竞争，结果我们得了冠军。

得了冠军以后，第一台取10个，第二台取6个，第三台取4个人参加个人决赛。开始比赛的时候，我开始三场两胜一和，成绩蛮好。去之前领导还问我比赛有什么打算，五省市你得了冠军应该有些雄心壮志了。我说没什么打算，能够进前六蛮好了，当时根本没想到会取得什么好成绩。

当时上来先下了三盘，两胜一和，第三盘赢了杨官璘。第四盘对王嘉良是先手。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年轻气盛，还是太得意了。王嘉良下的很快，我也跟着下得快。其实本应该小心一点的，因为对手步步都有陷阱。当时我刚刚赢过杨官璘，结果碰到王嘉良不到20步就输了，中了他的圈套。输了之后我被浇了一盆冷水，可以让我清醒清醒。

最后一场何顺安12分，我12分，杨官璘12分，朱剑秋13分。当时《北京晚报》写了一个预测文章，说朱剑秋肯定是百分比最高，只要赢了就是冠军。接下来的夺冠概率就是何顺安，何顺安和杨官璘都赢的话，还是何顺安希望大，就是没把我算进去。

1964年全国象棋个人赛胡荣华执红胜杨官璘

最后一盘我对的是刘忆慈，可能当时写稿的时候他们没有算到，我赢了刘忆慈的话，算小分是我排在前面。第二天，领导为了要确保冠军，在上海下了一个指示，让何顺安和朱剑秋不和棋，要分出胜负。现在回想，只要朱剑秋赢的话他肯定是冠军了，但是领导又不希望一个前国民党党员夺冠，最后朱剑秋输给了何顺安。

比赛完了之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走廊里，赢了棋的何顺安碰到刚刚拿到国际象棋冠军的徐天利，他说“我拿了冠军”。我说最后的冠军其实是我，当时我就跟何顺安算了一下大小分，结果算下来我第一，他第二，杨官璘第三，他肯定没有想到我最后夺冠的是我。

何顺安后来感叹一番，说这就是命啊。再往上追溯到1958年，那一年如果用1959年的规则那他就夺冠了。1958年他和黎亭同分，当时不是看历届比赛得分，而是看用时谁少，结果黎亭夺冠了。他的运气是差一些。

杨官璘——真正的一代宗师

1960年拿了冠军以后，《人民画报》撰写一篇报道，说我是祖国的花朵云云。我心里自己知道，我的真实水平明显要比杨官璘差。但是为什么后面我能十连冠呢？其实还是有点运气。

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期”，全国个人赛暂停了一年，就多给了我一年的练习时间。

所以1961年没有比赛，而是参加了很多友谊赛。1962年恢复了比赛，全国个人赛是26个人大循环，我和杨官璘下和了，总分比下来又是同分。当时是并列，这个就要讲到运气了。从现在和当时的规则看，算小分我是赢杨官璘的，因为他是和得多。现在规则都讲胜局，印象当中我是17胜，他是15胜，他和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