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下午，原上海棋院院长，全国著名象棋特级大师胡荣华先生走进上海图书馆，为读者带来了一场题为“上海象棋七十年——我的象棋故事”的讲座。观察者网全文整理胡大师与上海象棋七十年的往事，以飨读者。】

（整理/ 观察者网 武守哲）

各位书友，各位棋友，大家下午好！说老实话我讲象棋随便讲几个小时都没事，但是讲故事这是第一次，特别是在上海图书馆。

现在回想起小时候下棋，非常得益于上海这么一块象棋基础非常雄厚，氛围相当好的城市。老人们还都记得，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当时街头巷尾男少幼下象棋的都很多。我讲几件事情向大家说明当时的上海象棋是多么兴旺。

坊间绰号“胡司令”的胡荣华大师在讲座现场

上海——中国的象棋之城

1950年，杨官璘刚到上海，当时从上海三流棋手开始攻，一关一关过，相当于在少林寺打十八罗汉打出堂的。1951年之后他每年都到上海，是一步步从上海二三流棋手一直打到顶尖棋手，一直到1956年获得了全国冠军。某种程度上，是上海象棋氛围和基础造就了杨官璘这一代棋王。

1951年杨官璘和郭盛安在国际饭店下十番棋，当时现场卖票5毛钱一张，有200个人看。可想而知，当时上海的象棋多么兴旺。

当时在上海大兴公司八楼的露台，每年夏天每天都有象棋表演。出场的棋手有杨官璘、何顺安、朱剑秋等等，还有一些二流棋手。

当时特级大师的出场费是12块，董文源当时是包场地的，包一场是30块。如果两个都是顶级棋手，一个人12块，挂棋、报棋去掉是26块，董文源是包工头，包赚4块。如果是个差一点的二流棋手，董文源只给10块，甚至只给8块。有一次据说一个区级棋手，董文源让他下了一场，结果最后没有给钱。那个人说我怎么没有出场费？董说我让你出场就给你面子了，你怎么还想要钱？所以说当时的象棋确实很兴旺。

同时，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朱剑秋老先生承包了大世界，规格和大兴公司是一样的。后来杨官璘把成绩带回了广州，广州有关领导和中南局宣传局的部长吴南笙是中国象棋谱作者和编写者之一。杨官璘回到广州之后，广东方面要成立《象棋月刊》以及付杨官璘的工资。

一代象棋宗师杨官璘

参照杨官璘在上海的出场费，12×30就是360块。但是冬天杨官璘是要回上海的，工资只能算一半，所以当时杨官璘的工资是180块。上海棋院成立的时候，陈毅老总专门发话，说老棋手要有教授级待遇。当时围棋顶级高手刘棣怀是定了163块，相当于五级副教授。杨官璘很早就享受这个待遇，所以我说上海象棋氛围和象棋基础造就了杨官璘。

后来象棋在广州才有象棋省之称，再后来吴南笙搞了一个“羊城八景”，其中之一叫杨官璘下象棋，被列为了“羊城八景”之一。广东象棋的兴旺其实离不开上海土壤培育。

走上学棋之路

在上海这个氛围的熏陶下，我对象棋也有了兴趣。有一个冬天家里很冷，也没事干，我爸说我教你下象棋。学会以后也没有人和我下了，后来我就进了专业队。

那个时候200块钱就可以买一幅象棋，当时200块等于现在的2分钱。1955年币制改革之前，1万块等于现在1块。当时我花了200块买了一幅象棋，不是那种下的象棋，而是买了一幅纸。

每一张纸上16个字，是圆的，一张方的有16个圆；还有一张是红的，还有一个是黑的，要自己剪下来做纸棋子。当时木头棋子要1200块，但当时我没钱买不起。我还记得当时买一包零食最低是5分钱，可以买一包很小的山楂。

童年的胡荣华

200块钱对于我刚刚初学象棋的人是很小的投资，我母亲看我下棋老是痴痴呆呆的就把我的象棋烧掉了，她烧的是纸头的棋子，木头棋子我母亲舍不得烧，毕竟那还是花了不少钱的。纸头的象棋烧就烧了吧，实际上也只烧了2分钱。

我下棋比较晚，当时在我之前《新民晚报》已经登了“七龄童”李耀芳、“六龄童”沈会灵，“十龄童”郑渭森，“十一龄童”、“十二龄童”都有的。一直到我1957年我学棋的时候，他们已经有点名气了。他们这些“龄童”对于我有点启发了，所以我空下来就要想棋。

学了一两年以后，我的棋明显有进步了。一开始和小孩下，小孩下不过我，没劲了，就找大人下。我们弄堂里有一个最高水平的人，后来他去了兰州，得了兰州市第一名。据说这个人到过“象棋的少林寺”——凌云阁。我很崇拜他，小时候一直下不过他。一开始他让我两个马，还要十步先。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确实比较差，但是我进步很快。后来我到了棋社。一个弄堂里或者一个客堂里摆几幅棋，游客或者进去的人都可以进去下。输的人付两分钱，和棋的话就不付钱，赢的人不用给钱。当时有一张照片，电视台记者来问我，有一张照片有贴签，有一个圈套进去，输一盘套一格。我当时到棋摊下多了之后就能赢多输少，棋摊的老伯伯看见我来很开心，我最快的时候一个小时帮他赢了23盘，一下子赚了4毛6，他高兴的不得了。他说“小孩子要明天再来呀”，之后我放学就往那里跑。

到那里去的人是一般爱好者，还有一个地方是复兴路顺昌路口，也就是在太平洋菜场附近，那里有一个棋摊水平高一点。我刚去下的时候下不过，因为有几个相当于上海的三流棋手在那里，水平是很高的。当时我心里非常崇拜这些名手，心里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和三流名手较劲，心向往之。

民国年间的上海复兴路顺昌路路口

下了一路棋摊之后我感觉自己进步很大。后来我幸运遇到了朱汉章，他解放之前当过法文翻译，有点才能。但当时他有点潦倒落魄了，不管怎么说也是个知识分子。他跟我爸爸介绍，说我棋不错，要给我找个师傅。于是后来就有了我接下来一系列的恩师。首先找到的是当时“扬州三剑客”之一的窦国柱。当时他住在肇嘉浜路，那里的房子当时还很矮。

我去的时候是中午，他还在睡午觉。朱汉章不敢敲门就在门口等，后来带我进去，跟窦老介绍说这个小孩不错。窦老说“我陪这个小孩玩玩”。我先手，下成了和棋。窦老就说“这个小孩不错，我今天用了五成功力，他居然能和了”。

我认识窦老以后，就发现他经常出去表演，当时上海的象棋确实非常兴旺。我印象中他往往是晚上表演，当时大的公司、企业、政府单位联欢会都要有象棋表演。他摆上大棋盘和人下，下完之后把我叫上了场，说“观众有谁愿意下的就和这个小孩下”，他就再去另外跑场。

窦老也是我们文史馆的馆员，作为“扬州三剑客”之一，建国以前他和国民党一些要员关系不错，特别是和李济深渊源颇深，李济深当时是国家副主席，据说窦老这个文史馆馆员的身份也是李济深推荐的。窦老对社会主义非常热爱。

有一天我去找他，他兴奋的不得了，居然唱了起来，打着节拍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连续在我眼前唱了好几遍。

文史馆还有一位老人是谢老，他是百岁棋王，对我也帮助很大。我1957年得上海市小学赛冠军的时候，谢老当时给我辅导。当时让我先走两步，下成了和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