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该院张维迎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表了题为《推动和捍卫自由》的演讲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张教授广征博引，引经据典，论证“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然而从站在科研一线、日夜拼搏的理工科人的角度看，科技创新的规律远不像张教授断言的“自由”与“创造力”之间线性、必然的逻辑关系那么简单，其罗列的数据，似乎也无法得到科学常识和世界科技发展史的佐证，值得商榷。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张维迎教授充满激情地说，“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张教授纵贯几千年，借古喻今，不仅表达对“中国体制”的不满，更是在鞭策即将走向社会的北大学子认识到“自由”的无比重要性，可谓用心良苦。张教授以“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作为演讲的结束语，明显是要人为地为北大年轻学子的心头刻上北大自由卫士的印记。

有些北大学人崇尚自由主义的学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也不失为一种风范。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捍卫自由更是理所当然。然而，一名经济学教授，仅凭自己对科学的理解，“发明创造”出自认为亘古不变的“自由与创造力”定律，并在北大毕业典礼上试图强加给学生，更赤裸裸地“威逼”称“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本身似乎就已经背离自由主义的精神。

北大什么反应，笔者寡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北大官方、北大主流民意，北大理科界对张教授“创造力”逻辑反馈的文章。作为一个毕业许久的“清华人”，斗胆冒昧地从理工科的角度谈一点看法。

“自由”与“创造力”的逻辑关系

2017年2月15日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与华尔街日报共同发布的《2017经济自由度指数》(2017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香港连续23年登顶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位置，台湾自由度排名第11名。2016年美国媒体曾这样报道：《全球人类自由指数 香港夺冠 中国几乎垫底》，在这个自由指数排名中香港第一，新加坡位居第二，台湾保持第14位，中国大陆排名第144名，垫底。

如果“经济自由度”是衡量一个经济体“自由”程度的指标，那么依据张维迎教授的“自由与创造力定律”，两岸三地的“创造力”，至少是经济/商业的创造力，势必与这个“经济自由度指数”有某种相关性。然而，事实证明，近几十年在经济上取得惊人成就的恰恰是中国大陆，深圳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香港台湾则乏善可陈。

自由与创造力的逻辑链条在西方眼中最自由的经济体身上就已经发生了断裂。

1. 科学创造和“自由”有多大关系

也许有人会分辩：那个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的排名，和张维迎说的“自由”不是一回事，近年来快速崛起的深圳那些高科技企业，也不见得有多少“商业创造力”。那好，就让我们把商业创造力、企业家精神统统放到一边，回到大众心中更容易与“创造力”挂钩的科技发明上。

张教授认为，“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而且归罪于“中国体制”。那么中国香港、台湾的制度与内地/大陆不同，算不算“中国体制”？港台为何并没有如张教授所预期的，激发出伟大的“创造力”，为人类重大发明有所贡献？还是说，张教授认为港台有重大发明，但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莫非张教授的“自由与创造力定律”不适用中国香港、台湾？

其实每当论及绝对自由，世人第一个想到的必是比港台更“自由”的索马里，那里无政府，奢谈计划经济，完全没有“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性障碍，思想、言、行都可以自由的飞翔，按照张维迎教授的定律，索马里才应该是人类“创造力”的天堂？

2. 中国经济学人不学习现代科技发展规律的常识？

张维迎称“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搞明白万有引力定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值得称道。然而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真正想搞明白现代科学创新的机理，不深入科学实践坐几年科研冷板凳，很难理解什么是科学“创造力”。

日前一篇有关核能的一项技术创新的报道《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CAP1400研发成功》，比较具体地反映出现代科技创新意味着什么。

从报道中可以看到，现代科技创新意味着：首先，要继承前人的技术积累，“我国引进消化吸收美国三代核电AP1000技术”，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攀登得更高；

第二， 拥有相关的工业基础，产业链条，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储备，“全国200多家企事业单位、两万多名科研人员、长达九年的共同努力”；

第三， 巨额资金投入，“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支持下”；

第四， 中国特色，公有制政府强大的配置资源、整合集成能力，“在国家能源局牵头组织、国家核电牵头实施下，包括上海电气、中国一重、东方电气、中核、中广核、中核建、三一重工、宝银、沈阳远大、江苏海狮等150余家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10余家国内知名高校；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等30余家研究院所，近2万多名科研技术人员均参与到CAP1400研发工作中”；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市场需求。

正是由于国家正确的产业政策和新中国建国以来拥有战略意义，不断延续的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公有制高效配置资源和政府强大集成能力，才有中国核电技术像中国高铁一样的跨越式发展，并开始向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口中国知识产权的核工业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核能市场拥有话语权和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赶超直接或间接导致美国西屋核能技术受到空前挑战，波及经营领域，终于在东芝并购数年后走到了破产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