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说一下关于新加坡吸引外资的问题。

首先，新加坡独立到现在60年来，经济发展一直遵循着这样的战略：首先是全面开放，因为新加坡的本土经济腹地和市场容量非常小，因此企业必须要走向全球，所以新加坡是高度开放的。很多企业愿意到新加坡布局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在新加坡发展，而是要借助新加坡这个平台向全世界发展，这是新加坡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第二，因为新加坡的资源有限，很难发展传统产业，所以新加坡提出了——“有限的资源产生无限的经济商机”这样的口号，但是怎么才能够用有限的土地和有限的劳动力产生无限的经济商机呢？只有通过高科技。新加坡非常强调高科技，因此新加坡成为了全世界很多高科技企业的总部所在地。

但是，为什么高科技企业都愿意到新加坡来呢？新加坡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新加坡能够成为这么一个高科技企业云集的地方，背后也得益于新加坡的营商环境。

这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是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因为高科技企业的许多产品和业务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第二，是政治稳定、制度稳定和政策稳定。因为高科技产业的投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回报周期很长，所以稳定的环境非常重要。第三，企业利用新加坡这样一个国际平台的角色可以链接全世界，比如全世界的研发人员，全世界的资本投资等等。我想这三个方面是新加坡能够吸引大量国际高科技产业的根本原因。

那么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来讲，新加坡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魅力，就是通过新加坡走向国际，尤其是通过新加坡走向东盟，因为东盟10国中，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和中转地。所以中国企业到新加坡就像“如鱼得水”，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可以施展的舞台。

国家统计局

你提到吸引外资的情况，中国2023年吸引外资163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跟中国的体量是有点不匹配的，当然这里面既有经济因素，也有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我分享一个数字，同样一年，2023年新加坡吸引的外资是1600亿美元，跟中国非常接近，只差了30亿。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土地价格、劳动价格都比较高，可以说是什么都贵。但为什么新加坡在什么都贵的情况下，还可以吸引这么多外资进来？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营商环境非常重要。

我把新加坡商业成本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显性的成本，新加坡的显性成本很高，什么都贵。另一个是隐性的成本，就是因为法治不健全、政府不廉洁、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等因素而要支付的额外成本，而这种隐性成本在新加坡是比较低的。

有些国家它的显性成本很低，但是隐性成本很高，人身安全和企业的财产安全都没法保障，合同也没法遵守，那大家也不会去那里投资。所以新加坡在营商环境上的打造上具有它独特的魅力，重点放在隐形成本的降低上，而这吸引了全球的高科技者，可以说一点都不奇怪。

观察者网：您提出了应对地缘政治的中国版“中国+1”计划，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系统布局？在这个过程中行业协会或者政府是否需要发挥一些作用？

顾清扬：我在新加坡呆了31年，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进行考察和交流，特别是东盟国家，很多企业在海外的发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给我很多启发。其中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必须要深谋远虑，必须要想得更远，而不是表现得很仓促或是不理性。仓促出海肯定是不利的，因此我认为应该采取一种我们主动而为的“中国+1”计划。

我觉得其中有三个层面。第一，是国家层面。中国作为一个走向世界舞台的大国，未来中国肯定会在全球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大趋势。因此我们需要在国家层面协调国内和国际的发展，当然这种协调不是从行政角度出发的，而是从经济的角度或者说比较优势的角度。尤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双赢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该如何与全球南方国家以及全球发达国家加强合作？

过去中国一直采取非常好的开放态度，但是在新形势下，我们该如何结合中国版“中国+1”计划的思路，去重新梳理我们过去的开放路径并展望新的未来？我想，在国家层面我们应该可以做更加深入的探讨。

第二，是行业层面。比如说人工智能也好，先进生物医药制造也好，哪些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哪些不是？哪些是我们的核心技术，需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哪些是我们需要在海外进行生产加工的？对此，我们要非常清楚。

从这个角度来说，行业协会可以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甚至规划作用，因为行业协会对于自己行业的了解程度肯定比外部人士要更清楚。当然要做到这点，并不是靠行政力量，而是要靠市场导向。

第三，是企业层面。其中，特别是大企业集团，哪些板块要放在海外？哪些板块要放在国内？怎么通过海外的板块把当地的需求、广阔的市场与国内的技术和人才相结合；或者怎么把国际的先进经验和知名国际品牌与国内市场和人才相结合？这就是企业层面面临的考虑。

这三个层面合在一起，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版“中国+1””计划的整体轮廓，我们需要新的国际化策略， 它是系统的和立体的。

苏州的转型Vs 杭州的崛起

观察者网：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至今已经31年了，曾经被奉为发展的样板，连续7年在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位列第一。不过后来人们热衷于比较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更具体点就是苏州和杭州，一个成为合资企业聚集地，一个成为本土独角兽创新企业聚集地，您怎么看待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顾清扬：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百花齐放的，各个地区都诞生了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比如说1994年开始的苏州工业园区，至今已经有31年的历史了，这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典范。

它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建立产业园，把国际的跨国公司引进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国际上先进制造业带到苏州，在当时中国制造业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这对中国能力的提升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苏州工业园区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现阶段我们面对的挑战可能有些不一样了。

首先，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对中国进行高科技封锁，所以过去依靠跨国公司带来先进技术的苏州经验可能无法适用于今天的情况，中国可能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本土研发。

其次，现在的产业不只是一个制造业，而是制造业不断产业升级后，形成高科技产业，所以现在需要一个比原来更加精细化的营商环境。

所以今天的中国该怎么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科技创新？怎么在原来制造业的基础上催生出新的高科技企业和高端生产型服务业？这不仅需要更加活跃的营商环境，并且我们的科技创新思路也要相应地做出改变。

过去我也积极参与了苏州工业园区的一些咨询工作，可以感受到它正在进行转型，我认为未来苏州工业园区一定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做出新的典范，这一点我毫不担心。

观察者网：根据您的观察，您认为杭州的发展模式和苏州有什么区别？

顾清扬：我们看到现在的苏州工业园区，一些研发机构像雨后春笋般出现，苏州工业园现在正在进行高端服务业和科技创新的转型。当然，苏州工业园区原来的制造业还是要做强做大，高端服务业转型并不是要把原来的制造业剔除掉，而是相辅相成。这是我们看到苏州工业园区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苏州工业园特别强调产业和城市的发展如何相互融合，因为只有相互融合才能激发更大的创新活力。以前工业园跟城市是功能分开的，但这其实会导致工业园的活力不够。现在将工业园和城市的建设融合在一起，借助苏州自身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人才资源，我认为苏州工业园的未来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苏州工业园区创新在发力 工业园区管委会

国内另一个企业聚集地就是杭州。杭州现在诞生了像“六小龙”这样的高科技企业群，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我觉得杭州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突破和成功有四方面因素。

第一，就是杭州民营企业的活力。民营企业不像国有企业那样有很多繁杂的报批和管理层级，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是非常有活力的。我觉得民营企业是整个浙江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就是在具体的创新策略方面。全球的创新策略大概有两大分支，一是大企业创新策略，另外就是建立中小企业生态体系的创新策略。

以前我们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大企业，而忽视了中小企业。其实中小企业的数量非常多，如果这些中小企业能最终进入“小巨人”名单，就会成长为未来的大型企业。我认为杭州的科技创新成果，得益于中小企业跟大企业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的新模式。

第三，就是杭州的营商环境变化非常大。过去几年我非常荣幸，给杭州市政府做了几次营商环境的培训。首先，杭州政府非常重视国际经验，特别是新加坡的营商环境所带来的启示；而且也很愿意借鉴国内其他城市的做法，并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我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他们非常愿意、渴望改善和提高杭州的营商环境，对此我真的印象深刻。杭州政府在真正地、脚踏实地地思考如何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等关键问题。

我觉得杭州营商环境的转变应该成为中国的楷模。我们各个地方如果能够像杭州那样做出极大努力，真心实意地把营商环境打造好，让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感到非常贴心，那我们的科技创新一定可以发挥出更多活力，这是第三个方面。

杭州市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在创新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创新不只是一个科技领域，创新更不只是在制造业领域，创新实际上是文化传承和沉淀的过程。杭州的文化底蕴和灵活开放的环境，为杭州的创新提供了很重要的人力基础。

通过合作减少美对华贸易战带来的损失

观察者网：外部环境看，新一轮中美贸易争端是这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根据已经公开的消息，特朗普已宣布针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全部加征关税10%，近日又宣布对美国所有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您认为特朗普新一轮的关税战，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您看来，有什么应对之法？

顾清扬：特朗普现在对中国的关税战，我认为对中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也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机遇。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跟第一任期相比，他的很多思维是不一样的。需要很好地研究一下特朗普入主白宫这一个多月来的变化，来观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具体要做些什么。

首先我认为关税政策是特朗普的讨价还价策略之一。他通过高关税来迫使对方达成有利于美国的目标，因此关税不一定会完全实行，更像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和手段。

那么在应对方面，我们能不能在中美之间找到合作的空间？比如说特朗普最大的一个理想，就是美国制造业回流，为中产阶级创造就业，使美国的国内经济得到改善。

而中国的产业非常完善，甚至一些产业有些过剩。只要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核心技术不外流，有些一般的产业也可以去美国进行投资，这样就可以规避美国对中国增加的关税，也使得中国和美国有了新的合作空间。

另外，我们以前的对外经济关系中，重点是产品出口，长期来看，产品出口对相应的国家来讲可能是不大容易接受的，因为大量出口会导致对方国家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对它的GDP的贡献就是负向的。

那我们能不能改变或者修正我们的策略？我们一方面继续进行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在目的地国进行产业投资，使得我们的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布局，向发达国家进行布局。这样做既可以消化我们的过剩产能，也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实体经济的提升，特别是制造业的提升，增加他们的GDP，而中国则做大了自己的GNP和国际影响力。这可能是一些思路。

总之，当前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形势、新的挑战，但也有新的机遇。我们要尽量创造更多的合作空间，尽量减小美国对中国贸易打击带来的损失。

这个世界面临太多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中国和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都难以独自解决这些问题。携手合作是两国的利益根本，也是全世界利益的根本诉求。

所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如何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之下，从全世界的大局以及中美长期合作的大局出发，找到一个管控中美分歧的解决办法？我觉得这对两国有利，也是全世界所期盼的。

“最困难调整期”迎来曙光

观察者网：我再谈回中国经济。去年10月您在《联合早报》文章中提到，当前的市场条件下，管理预期和提升信心是最当务之急的事。您怎么判断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创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中国经济带来信心，以及AI创新多大程度上能提振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顾清扬：首先，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改变。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是粗犷型的数量扩张；第二个重点是依靠国内的投资，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外出口。

但这不是一个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所以中国一定要进行转型升级。这个转型升级或者叫新旧动能的转换并不容易。中国这么大个国家，我们的历史包袱那么重，它需要一个过程。

在过去几年，我们面临着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调整期。这个阵痛和调整期是必要的，但是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我们会感到非常痛苦，所以过去几年我们感到日子不好过。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之前所做出的努力开始出现成效了。特别是在科技领域，如新能源汽车，还有最近出现的以DeepSeek为代表的AI，他们的新增长开始起到部分弥补房地产下沉的作用， 我觉得已经开始有了希望。

新的AI技术从原来强调算力，需要很多先进芯片，转向通过算法优化，不要那么高制程的芯片，我们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得以发挥。以前是大模型，非常耗时，现在把它分成若干个小的模型的汇总，就使得那些比较小的企业或研究机构也可以参与，把他们的力量也带动起来，这就是方法论的创新。

所以说，面对未来的挑战，特别是面对美国的封锁，中国如何能够更加脚踏实地的进行努力，集结各方面的力量，我觉得非常重要。

比如说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如何在科技体制、科技政策以及新模式创新方面做出努力，还有大量的空间。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科技潜力只发挥出了一半，还需要通过科技制度改革、激励机制以及各种资源的整合来把剩下一半的潜力发挥出来。

要不断释放好消息，逐步扭转低落预期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压力。去年9月底10月初，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那么，今年，您认为这次刺激政策可能会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加快增长和转型？您对2025年中国经济走势有什么展望和预判？

顾清扬：经济增长需要持续的刺激和保持稳定的上升趋势，尽量避免大起大落。大起大落不仅会伤害我们的企业，更会使我们的信心受到打击。

所以我在去年提出，中国的发展需要的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大刺激，而是需要一个持久的、稳定的预期管理。

什么叫预期管理呢？就是要保持我们长期的走向是乐观的，是向上的；这样就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政策调整，不断地增强经济的活力，使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信心。

从去年9月24日开始，我们在不断地提出一些激励市场主体的措施。最近的比如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对市场是非常大的提振。我想今年的两会，可能会从制度层面，对过去半年来在经济方面的决策思考进行更长远的规划。

我们要不断地为市场提供一些积极改进的信号，通过积极的政策调整，通过科技的不断创新，使得市场感受到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要防止政策出来以后，没了下文；我们要紧紧地跟踪政策的落实，保持人们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向好的预期，这非常重要。

我是1978年读的大学，当时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想象一下当时的中国经济多么困难，但是我们改革开放推出的政策一环套一环，使得我们每天都感到非常振奋和鼓舞。这种长期的预期和信心非常重要。

最近中国在DeepSeek为代表的科技产业的蓬勃兴起，以及《哪吒2》为代表的文娱产业的突破，给我们2025年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要紧紧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不断推出好的政策，使得中国发展的好消息层出不穷，这样就会逐步扭转过去比较低落的预期，推动中国经济走上更好更快的增长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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