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剑雄】

对于现在大家讨论较多的公共史学（有的称其为公众史学），如果将其解释为历史科学、历史学科怎样面向公众、引领公众、为公众服务，以及怎样加强历史学的应用功能，在这一点上，我是赞成的，而且我认为也是很必要的。

但是，这种“公共史学”对传统史学、对史学界产生了什么冲击？我感到，“公共史学”或者说“公众史学”，已经被有些人和媒体误解了。

对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公共史学”概念，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分歧，有人主张就用“公共史学”，有人认为是有区别的，要翻译成“公众史学”，其实这主要是翻译问题，本质没什么区别。最早是美国学者提出了这个概念，目的是要解决他们的一个问题：当时他们培养了很多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但学校里没有足够的专业岗位，没有教职可以安排，所以就要引导这些研究生面向社会，去做一些应用性的工作，走出象牙塔、走下讲台，利用已经掌握的历史学的研究能力，已经掌握的那些历史知识、方法，去服务社会、增强应用性。最早的“公共史学”就是这样产生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开发出了公共史学的课程，形成这样一个系列。

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历史专业，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哪怕是在现在这样大量招生的情况下，培养目标都是很清楚的，大量的本科生、研究生都是作为未来的应用型人才来培养的。对研究生而言，只有一部分从事研究、在高校教学，研究生教育并不是专门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所以对中国来讲，“公共史学”一直是我们史学教育的一个方向，并非是美国提出“公共史学”的概念后才这样做的。而美国却是在遇到困境后，才作为应对的办法而不自觉形成的。

有些人认为“公共史学”/“公众史学”造成了历史学界研究方法的改变，其实这是误解。中国的历史研究方法，如果早一点的话，从司马迁的时代开始，一向重视文献以外的资料，重视口碑资料；一向重视到社会实际中去调查、去总结，这个传统是一直存在的。对于历史学的应用功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历来都十分重视。正史、官方史书自不必说，地方史、地方志修撰从未断绝。个人修家谱、传记、乡土史志等，都已形成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学者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编写各类史书，收集了大量史料，记录了大量口述历史，编写了各种专门史、乡史、村史、厂史、校史、家史。这些都发生于“公共史学”在美国出现之前。像历史地理学，一向重视实地调查，讲究经世致用，与公共史学毫无关系，近年来的发展与公共史学也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我们不应该否定公共史学的积极意义，至少它将历史学的公共性提升到了理论高度，并且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和相关的教材。对国内外这一方面的努力，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但现在的社会上，包括一些媒体，甚至在史学界内部，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把公共史学扩大化，将其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与历史学的民粹化现象混淆起来了。所以我们必须明确，是公众引领史学，还是史学引领公众？

有人指责说：历史学界关在象牙塔里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公众给解决了。曾经有媒体问我，公共史学对你们有什么冲击，你们准备如何应对公共史学的冲击。我回答说没感到任何冲击，至少对我们历史地理学没有。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一个例子证明有历史学家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是靠公众解决的。如果有，那也只是媒体的自娱自乐或是网络上的炒作。正像自然科学界一直都有一批所谓的“民科”，不时提出一些惊人的观点或成果，然后强调我们广大群众比你们科学家还厉害。历史学方面也是如此。

比如，有人说经过多年研究找到了明朝建文帝的下落。还有一段时间有人讨论一些历史人物，实际上都是依靠民间提供的那些“史料”，或者是出于狭隘的地方利益制造的“证据”，却声称解决了千古难题，推翻了史学界的权威结论。媒体上不时见到这样的报道，将根本不懂历史为何物的人吹捧为民间历史学家或某方面的专家。有人声称自己有新的发现，收集了很多专家不知道的史料，而他所谓的“史料”出处，包括《辞海》、某某报纸、新修的某县志等。《辞海》是工具书，不能算史料出处，他连这一点都不清楚。

可见，现在的确出现了一种史学民粹化的现象或倾向。其实这并非中国所特有，外国包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一倾向首先表现为，一些人认为真正能够研究历史、能够解决大问题的，不是历史学专家，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民间的非专业人士。他们往往曲解“高手在民间”这一说法。

其实，“高手在民间”的意思，是民间也有高手，而非只有民间才有高手。要是高手都在民间，还要专家干什么？如果民间真有水平高于专家的高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肯定会被及时转化为专业人士。即使因特殊原因留在民间或保持业余状态，那么衡量他的水平和研究成果也得使用专业标准，而不会存在另外的“民间标准”。何况这毕竟是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