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系主任文浩（Felix Wemheuer）教授的新作《冲突与变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史 1949-1976》（A Social History of Maoist China: Conflict and Change, 1949–1976）。观察者网就海外汉学对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研究现状等一系列问题采访了文浩教授，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126周年。

【采访 观察者网/武守哲】

观察者网：您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带有鲜明的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特点。但您又指出这场革命不完全是自下而上（bottom-up）进行的，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顶层设计推动的。但这个党的成员很多都来自工人和农民，可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这个动员能力，是无法完成这场革命的？

文浩：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在早期确实有一个自下而上的因素，比如二三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起义等等。后来二战结束之后，中国又进行了解放战争，我觉得那时候情况开始变得不一样。有一点需要提及：苏联红军在东北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可以在东北搞根据地建设，然后主要以战争的方式解放了南方。

中国的革命情况和东欧确实很不一样。东欧主要靠苏联军队解放了一系列国家，然后他们的高级国家干部，也是共产党党员，从莫斯科被派到各个国家成立了政府。而中国则有着长达二三十年的一系列战争的经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老百姓参加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土改和文革，都有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参与，这和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也很不一样，他们的施政体系大多是自上而下的，而中国带有鲜明的自下而上的色彩。

《冲突与变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史1949-1976》封面

观察者网：在书中的第二章，您重点阐述了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以及土地改革（Land Reform），摧毁了传统的旧时代经济结构。与中国同期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阿拉伯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第三世界的革命，但好像只有中国的土地革命彻底完成了对旧世界的告别。如果扩大到全球范围这个视野，您可否再谈谈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对建构新民主主义（new democracy）的意义？

文浩：土改当然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在早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有些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在获得自身解放之后并没有发动像中国那样的土改，阻碍了后来的现代化。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土改不是毛泽东领导下的独特的历史现象，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结束之后也进行了土改，给农民分地。在土改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还产生过分歧。毛泽东批评斯大林主导下的东欧土改太和平了，斗地主的程度和颠覆性都不够，农民没有得到彻底的翻身，所以毛泽东对斯大林式的东欧土改有意见。而中国的土改则完全改变了社会形态，虽然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后来解散了，但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本质上也是和土改的小农经济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1950年浙江省嘉兴镇东乡农民土改胜利完成后，农民高彩官和家人一起看领到的土地证

观察者网：个人来讲，我对您的“intersectionality”（交叉性）性别研究方法很感兴趣，它起源于1970年代的西方女权运动。你在书中提到，“再生产性劳动”（reproductive labor）需要被特别关注，毛泽东时代的很多女性工作因为没有工资（unpaid），很容易被视为一种“看不见的劳动”（invisible labor），可不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时代女性在工业化中的位置需要被重新界定？

文浩：妇女对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来国家有一个计划，即家务的社会化，在50年代末的时候也成立过公共食堂、老人院和托儿所等，但在农村因为一系列原因没有执行下去。从1962年开始，在农村社会很多家务，比如看孩子、做饭等等还是主要靠家庭妇女。妇女夜间在家里纺织只能算是“家务”，不被认可为“光荣的劳动”。

其实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在1949年之后，大量妇女扮演了“劳动的后备军”这个角色，而且马克思是提出过这个概念的。50年代末劳动妇女被广泛发动起来了，参加了大量集体工程的建设，“大炼钢铁”就是其中之一。

1962、1963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一线工人大幅度减少，很多妇女重新回到以家庭为中心的劳动性上，整个过程看下来，妇女们的劳动意识被大大提升了。

另外，政府也鼓励妇女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因为家务的社会化没有解决前提性的问题，妇女在毛泽东时代参加党的工作会议的比例，六七十年代一般在20%左右，相对“妇女的政治解放”这种理想状态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观察者网：论及现当代中国的史学方法，您提到了微观史学派学者（micro-historians）和宏观史学派（marco-historians）的对立问题。微观史学派往往强调毛泽东时代中国地域、人口组成和社会组成的复杂性，认为草根阶层历史可以挑战某些宏大的历史叙述。对此，您是如何突破这个“微观-宏观”元对立框架的？

文浩：根据我的观察，当代中国微观史学派和宏观史学派这两个史学派之间交流很少。宏观方面，有关毛泽东的研究每年都有大量的书出版，但这些书经常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和概念。当然出现这种现象也不奇怪，他们可能受限于档案资料的搜集。但微观的研究就不一样了。很多人可以从口述和地方资料中做社会史的研究，比如某个村落和工厂的变迁，微观史还能发掘出很多新的课题。

举个例子，有一本书对我启发很大，印象也很深，是高王凌写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之前我们通常认为农民作为一个群体缺乏想法和动力，但高的这本书描述了基层农民生活一些鲜为人知的样态，比如有一批农民冒险在统购统销时期搞黑市场、黑库、黑地， 满产私分，所谓的投机倒把、磨洋工，这些现象作为微观社会史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社会史可以是国家、地方或微观层面的，可以是社会群体的状况，也可以是个人的生活经历。学者选择什么层面来进行分析取决于他们选择研究的专题，也取决于获取资料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