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洗脑术，他告诉老百姓，你现在的一切苦难，确实是很痛苦，但没有更好的了，这是你能拿到的最好的。美国整套洗脑术，非常成功。”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老说中国政策不稳定，邓小平就讲得蛮直白，我们政策很稳定，你们的不稳定，你们大选时候一个说法，选举之后又是一个说法，他点得非常透。”

在东方卫视2月14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33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通过美国两党党争这一政治现象去解读其背后的政治制度。

范勇鹏：

2021年1月，美国发生了一次政治危机，特朗普的支持者一度占领国会。从2004年美国大选开始出现红蓝州现象之后，美国政治极化就开始抬头；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党争更是日趋白热化。

党争现象不是美国的一个特产，因为不同派别、群体之间的利益之争、意气之争，在人类政治生活里面是难以避免的。今天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党争这种政治现象，以及美国党争的制度根源。

党争现象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阶级矛盾,城乡民族宗教矛盾，人口结构的变化，还有新政治势力的兴起，都会造成党争。我今天主要讲一个人们很少关注的方面，就是国家规模。

首先让我们想象一下，在小规模群体活动里边，是不是经常会出现不同人群之间的冲突。比如在居民小区、村庄，甚至小到学生的班级、寝室等，这种规模特别小、且缺乏权力中心的自治群体生活中，非常容易产生一群人反对另一群人的情况，甚至在平时家庭朋友聚会的时候，吃火锅还是吃炒菜，也会产生意见分歧。

其实人类早期国家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后来随着规模上升，一方面政治权威变得更加集中、更加理性，有助于克服一定的派性，就像老子讲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它能够产生一种超然于地方性和小集团利益的国家权威，就更容易做到不偏不私，来抑制小集团的争斗。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的增大，政治生活的范围也就更大，也就更难以形成阵线分明的派别。

我们过去对世界政治制度的认识，往往缺少了规模这个维度。很多人讲西方制度先进，鼓吹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联邦制等等，殊不知这些制度形态都和规模有密切关系。

西方政治传统的一大特点就是小规模，像古希腊城邦最多就几万人、十几万人，罗马帝国虽然大一些，但主要的政治生活也是发生在一个小小的罗马城里边，仍然遵循着小规模城邦政治的逻辑。到了中世纪，封建国家以及像意大利这些地方的城市国家，也都很小。一直到近代，欧洲开始产生这种君主集权国家，虽然比以前要大了，但从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来看，也是非常小的。

因而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他们的哲人思想家们想都不敢想大规模的国家问题。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想象中的理想国家人口有多少呢？5040人。从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卢梭、孟德斯鸠，他们眼里的理想国家也都是非常小规模的，基本上是一眼能看到头的这种国家。开句玩笑，西方经典的政治思想，某种意义上无非就是“乡镇政治学”而已。直到今天美国学者谈论中美关系，还喜欢谈什么“修昔底德陷阱”，用的还是古希腊一二十万人的小城邦争霸典故。

后来即使到了美国建国时，规模和今天的美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时的美国有多少人？不到300万人口，放在中国古代战国时期都算不上一个大国，放在今天的中国，也就是大庆、秦皇岛这样的规模。但在当时，这个规模已经成为美国立宪者面临的一个不小难题了。当时他们就讨论，如果不搞君主制，用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统治这么多的人口，这是萦绕在他们心中的一个大问。

因而，西方政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国家规模始终是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小就很容易采取一种所有人广泛参政的制度，政治生活就在公共广场上进行，政治权力就来自于演讲、修辞，去说服别人，争取民意，或者以此煽动人们的感情。这种政治模式恰恰是产生党争的温床。

无论在古希腊、古罗马，还是欧洲中世纪的共和国历史里，党派斗争始终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之一，部落、家族、阶级、教派，还有商人、军人团伙，以及各种各样的小集团，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合纵连横，引狼入室，其中充斥着阴谋、间谍、谋杀、械斗、叛乱和政变，然后精英们在元老院或者议会里大打出手，甚至直接在肉体上消灭政敌，比如抬着尸体扔到罗马的台伯河里边。

下层则密谋发动革命，血洗城邦，握有军队的人发动血腥的内战和国际战争，握有教权的人则把对手打击成异端，革除教籍，甚至把他们送上火刑架。总之，这几千年的历史是极尽人类罪恶之能事。

罗马元老院/图自维基百科

西方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最痛心、最关注的也是怎么能够消除党争。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把党争视为最大的一个祸患，为了消除党争根源，他提出了很多的想法，比如主张在保卫国家的阶层里，实行经济共产主义，废除私有财产，废除家庭，妇孺共有，就是为了克服人的私心，最终还提出要找一个哲学家来担任君主。

后来，希腊人和罗马人还提出了一种办法，就是通过混合政体，让不同的党派力量来相互对冲，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制度里仍然能看到这样的因素。中世纪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他认为小共和国必然会产生党争，他说希望一个共和国能够团结一致，完全是自欺欺人；按他的原话讲，这种共和国“不是在自由与奴役之间摇摆，而是在奴役与放肆之间摇摆。”最后他提出的一个出路，也是期待一位贤能统治者来制定法律，平息党争。

到了美国建国时代，制宪者们对这些历史非常熟悉，了然于胸，同时心有余悸，所以美国最早采取的是一种统一程度不高的非常松散的邦联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当时已经开始发生各种乱象，包括农民造反，野心家煽动，还有各州之间互相倾轧，以及欧洲各国干预操纵。很多有识之士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更大、更集权的国家和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要搞联邦制。但很多人不同意这个宪法，于是制宪者需要为这个新宪法来辩护，他们立论的一个很主要观点就是大国优势。

比如后来做过美国总统的麦迪逊就讲了一句话，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国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防止党争，因为社会越大，就越能够包容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它们之间就能够互相抵消，不容易形成全国性的派别；即使发生派别联合，后果也不那么可怕。另外，国家规模大、人口多，也更容易选出适合的官员，野心家也不容易通过煽动或不道德手段来当选。

他这个说法其实是有道理的，但非常不幸的是，第一，他们没有中国这种长期大规模国家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第二，美国是通过各个殖民地的一小撮财主精英发动的一场所谓的革命而建立的，实质上类似于一群公司法人搞了一个合并，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最后只能煮成一锅夹生饭，搞出一个集权国家的半成品，也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联邦制、代议制、选举制、三权分立等这套制度，这些制度都是为了让一群小国拼接成一个大国而设计的。

应当说，这些制度在当时确实比较好地制约了美国内部的纷争，推动了统一国家的建设，但效果有限，而且很快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选举制和代议制，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它会让地方性、集团性的利益通过选举一层层向上传导，最后进入国家政治生活里，任何选举，首先有一条都是以划选区为基础的，那么原则上，一个选区的代表就是服务于本选区的利益的。于是，在国会中就会形成不同选区利益的勾结妥协。正如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说，议会是最容易滋生党争的地方。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美国制宪者希望由大国政治来克服派性，这个理想很丰满，但一旦出现全国性政党，这个理想就无效了。为什么？因为全国性的政党会成为一个中介，会把地方性的派性给转化成全国性的党争。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任的时候，美国国会就出现了两党党争的苗头，他对此十分担心，后来在告别演说里边专门警告美国人，要防止出现政党。可惜美国最终还是演变出了两党政治。

此外，美国社会还存在一些其它复杂的种族、宗教因素，这些都会强化派性。所有这些因素一旦发生共振，就会形成剧烈动荡。因而我们看到，在美国建国200年的时间里，除了战争或对外扩张时期，内部往往都是党争频繁。好在这个国家，它的安全环境得天独厚，资源又无比丰富，能对外扩张一起发财的时候，内部矛盾总是可以缓解的；但是一旦扩张不了，党争的因素就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