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桦：所以拜登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是先考虑到亚洲盟友的态度和跟亚洲盟友的互动，而其次才是欧洲的盟友？

刁大明：其实拜登上台之后，通过电话外交的方式，先沟通的实际上是欧洲。沟通欧洲之后，才给普京打电话，之后才开始跟亚洲所谓的盟友或者伙伴进行沟通。确实他的侧重点从长线看，显然是在亚洲了。

但是过去100天里面，他为了让国内的选民看到美国回来了，他在欧洲部分的这个发力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在对俄政策上。拜登政府是冷战结束之后，第一个上台之初就对缓和美俄关系不抱任何期待的新政府。

美国人也在说拜登的对外政策有所谓的“沙利文模式”，就是所谓的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或者简称叫“中产阶级外交”。

沙利文在2018年到2020年之间参与的卡内基的一个项目，聚焦于“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美国外交”，大概是说中产阶级现在虽然对于美国总体的经济形势似乎并不是特别悲观，但是认为美国包括经贸政策在内的一切的对外政策，没有惠及美国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希望美国的外交要惠及中产阶级，要让美国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当中不断取胜。

2021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图源：AFP）

同时美国中产阶级希望美国保持一定的军力，因为军力会带来就业，但同时不希望美国通过军事方式更多地来维持自己的单极霸权，不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介入更多的外部事务，不希望给美国增加成本不可控的投入，因为成本不可控的投入对中产阶级本身其实并不有利。

拜登在上台之初到国务院进行演讲的时候专门提到了“中产阶级外交”，似乎他想补上民主党当年输给特朗普时的短板，转而聚焦于回应美国中产阶级的诉求，所以才有救助计划、就业计划等一系列议程。

与此同时，在国际事务上提出要团结在价值观意义上所谓的这种民主经济体，去推动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甚至要建立所谓“民主经济体的供应链”联盟，强调所谓的韧性。

拜登签署了一个“买美国货”的行政令。美国自身赚到钱，盟友、伙伴到底赚不赚钱呢？你怎么能够既让盟友义无反顾支持你，又只让你自己赚到钱？

这种方式本身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你需要为了所谓的团结盟友，给出更多的对外投入，无论是资金的还是公共品的，甚至是军事的投入。但是按照中产阶级外交的逻辑，显然是不可能接受这种投入的。

既然不能对外投入，拜登只能选择的一种方式就是不断地去渲染所谓的“威胁”。如果说特朗普时代渲染的威胁是安全化的，现在他渲染的威胁显然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

这种方式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你怎么能够渲染到足以团结盟友共同帮助美国来驱动中产阶级外交的同时，这个渲染的程度又不足以让美国和美国渲染的所谓“威胁”的国家产生成本不可控的冲突，这是非常难拿捏的状态。

再者说，所谓的中产阶级到底是哪部分人？按照沙利文的报告，中产阶级就是所谓的中位收入的百分之比150~3/4水平，这个说法本身的所谓的中产阶级是包括middle class，也包括一些working class。

这些人本身的诉求应该是不一样的。你怎么通过一个能够众口难调式的满足，其实是非常艰难的。美国中产阶级受累或者得不到有效的回应的原因，恐怕是因为美国本身的这样一个无论是选举政治还是分配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并不是通过调整某些外交政策就能彻底解决的。

韩桦：感觉拜登这100天在小心翼翼地找到某种平衡，显然中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美国的对外政策里面，中国因素已经大到不可忽视，您认为拜登未来的对华政策或者说中美关系会走向何方？

刁大明：在对华事务上，拜登受到的国内压力是非常明显的，让人感觉拜登一方面好像做很多事情去推进一些对话，推进一些合作，同时又开始同步进行一些制裁或者这种平衡手的状态，表现出一种两面性。

过去4年特朗普政府期间确实是单方面严重的破坏了中美关系，也在美国国内，不论是精英层还是美国社会层面上，制造了一些比较负面的态势，这个态势很难通过政党轮替能够快速改变。

面对着这样一个内部环境，拜登在多大程度上是希望调整对华政策，迫于国内压力，没有办法有效的实现他的目标，还是本身他想在对华政策当中实现某些目标，借着所谓的国内压力来对华施压，这完全都是有可能的。

2017年以来，美国所谓的这种战略方向就转向了大国竞争。拜登也在延续这个方向，也并没有拒绝这个方向。除此之外，国会目前酝酿的所谓的战略竞争法案，这个法案本身其实更多的是借着拜登政府希望推动国内议程来渲染外部威胁，来把所谓的对华的一个竞争要做实。

由美国参议员梅嫩德斯等人8日抛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当地时间4月21日在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并进行表决。（图源：视觉中国）

目前看恐怕通过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这个法案本身在国会审议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地向白宫施压，去影响他的战略规划。这就意味着可能我们面对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仅只有拜登的白宫，国会的因素也在持续地增加。

国会因素和白宫因素叠加在一起，对中美关系未来带来的压力显然是更大了。其实，在1979年4月份，卡特总统签了《与台湾关系法》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会的作用是有所下降的。因为其通过的涉华法案相对来说是少一些了，而相应的所谓的决议案不具备立法效力。

但是就是在特朗普时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消极涉华法案，涉及到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等众多敏感议题。这些法案本身竟然在国会通过，而且被总统签署，其中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美国战略的转向，在华盛顿对于某些人来说趋之若鹜的方向，就是继续炒作中国议题，这可以让某些美国国会议员名声鹊起，所以他要不断地做这个事。

因为这样一种渲染，在美国社会层面上也产生了一定的某些负面的氛围。国会议员推动法案之后，以往总统可能不会签署，后者一般将对华事务的方向盘把握在白宫手里。

但是对于特朗普而言，他觉得工具箱里需要更多的工具，国会递来的一把把枪他都照单全收，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你枪递给我了，我什么时候开是我的事，导致的结果就是中美关系留下了一把把悬剑。这种情况下对于拜登政府的可能政策调整而言，也构成了较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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