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道统护持中的挑战

归结起来，道统义理在美国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以公民宗教和各种救赎性宗教为表现的统摄性意志，塑造了“山巅之城”、“天定命运”等神圣性政治话语，规范了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了“美国信念”，形成了“超凡主权”或形而上的大一统。

其二，以宪法及其他建国文本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经过激烈的内部政治博弈，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主权的集中，大一统在政治操作层面也得到了落实。

其三，“中”的原则和办法也表现在了政治思想和实践中，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公民宗教在以新教为内核的前提下，努力调和折衷了多种救赎性宗教，由此逐渐生成了“合众为一”的“大熔炉”美国文化体系；二是政治制度中设置了平行运行、权位相当的不同权力主体，它们之间能够相互制衡。

就后者来说，乃是人们所熟知的“三权分立”原则在政治制度中的应用，它使得任何权力主体的不当政治作为都会受到其他权力主体的牵制，从而使得政治制度具备自我纠缠、重新达成适度即“中”的可能。

权力分立在亨廷顿等人看来，实际上是一种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安排，是传统政治和政治现代化推进不足的表现，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担心它会造成不同权力主体者间的相互斗争和势不两立，但从两百多年的实践经历看，这种亨廷顿等人眼中过时的制度，总体来说还是有效的。

在“三权分立”的主权设置之外，还应看到，美国政治中还有着更为重要的一种隐形的政治安排，即存在着两种“主权者”——超验主权者与现实主权者的并存，“超凡主权”是抽象的、非正式制度化的，但可以在美国政治规则中感受到它的存在；现实主权者则是有最高行政权的总统、有立法权的国会和有司法复审权的最高法院。

美国国会圆顶大厅顶端的《华盛顿化神图》 美国国会网站

现实主权者的主权职能来源于超验主权者或代表了超验主权者，是政治主权在美国的又一独特之处，这其实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传统欧洲特点的异时异地流传。霍布斯和卢梭是对的，宗教对国家的指使所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冲突，但两个“头”合并为一个“头”，并非就是不要宗教，而是杜绝让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教会干预国家政治，但在国家政治的内部，政治仍然需要借助宗教来获得正当性，这也是后来英国建立国教的缘由所在。

在宗教与政治的这种安排中，主权神授的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往天主教式的外在教权神授不再被接受，代之以新教式的依据基督教圣经“因信称义”的自我神授，从而将宗教与政治在同一个主权者身上有机关联。美国为何没有像英国一样以建立国教的方式来给政治赋权？如前所述，主要原因是“国教”在建国之际的美国人眼中是天主教的、压迫性的，同时，当年来到北美的新教徒，派别上出多种多样，很难统一为一种救赎性的“国教”，而只种大致归依到一种秩序性的公民宗教。

就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来说，美国承继了中世纪欧洲的现实政治权力源于神启的传统，但在形式上又有不少改变：从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来说，不再允许独立于国家的教会随意干预政治，而是国家驾驭宗教，天主教的美国化即是表现；救赎性宗教与国家的是政教分离的，但用以建构秩序的公民宗教却与国家是政教合一的。

美国宪法只是禁立国教，并没有规定“政教分离”，也没有否定宗教，相反突出了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对政治的监督在美国仍是经常存在的，尤其是在“元年春王正月”即重温或宣示主权的时刻，比如新总统就职时，按惯例要手按基督教圣经对着“上帝”宣誓，这象征了主权的来源，也是对“超凡主权”者的承诺，这种承诺是新教式的，但一旦承诺做出，就会受到国内主流宗教力量的监督，这也是美国当政者不能疏远国内主要宗教派别的成因。

此次特朗普宣誓时没有手按《圣经》引发了不小争议 美联社

美国保留了很多源于欧洲的古老特征，其政治制度就其基本面来说是旧的而非“现代”，“美国是个新社会，但是个旧国家”。一种相对老旧的制度和思想，却保障了一个世界性强国的崛起，又说明政治的成功与失败，并非完全依赖于其方式的“旧”还是“新”，还是能否与一定的社会土壤相适合。

与此同时，还要看到，“现代性”是对传统的扬弃，在做了增量补充的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承继了以往存量，传统政治中的很多内在精神或曰“原理”，仍然在今天的政治中发挥作用，只不过所借助的载体或形式，已经与传统政治发生了差别。这种“原理”，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的一个核心性归纳，乃是道统与治统的关系，实际上，对道统义理、制度和符号的需求，在任何有历史延续性的社会都会存在。

美国在建国之际即形成有了自身特点的道统，并在建国后又逐渐得到完善并落实于现实的国家治理，这是以往美国成为一个强大国家，以及在制度上具有良好自我修复能力的重要政治成因。

但其问题在于，18世纪晚期以来的美国，在承继欧洲旧统的同时，还是以民族国家的政治原则建国的，这使得它在自身肌体内，又蕴藏了有朝一日瓦解建国道统的基因。现代民族国家总体来说，政治导向是世俗化的、功利主义和权利主义的，它对超验意志的崇敬已大不如前，由此展开的公民权利扩张和民主普及，在推进一些国家取得更加瞩目的政治成就的同时，也导致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出现“政治过度”和“政治不足”现象即背离适度政治，也就是使治统僭越道统、大一统发生裂解、“中”道精神堕落，国家丧失了对政治决策、制度安排合理与否的稳定度量。

当今美国政治中的一大问题，就在于总统的产生方式发生了变化，使得道德品性差强人意的候选人也可能当选，从而造成治统对道统的僭越。在建国之际及之后一段时间，总统无论从其产生还是履行职能，都处在“超凡主权”的授权和监督下，其主要体现是总统并非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选举人推选，这实际上是一种精英选择，体现的是共和主义和中道精神，反映了对民主的不信任也即对“多数人的暴政”的担忧，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理性的不够信任。

从1948年到2023年，美国无神论者比例显著上升 Statista

美国开国者们对主权者的德性，因此曾经高度看重，从19世纪进入政党政治时代，美国开者者们所设计的选举人团制发生了由各州议会选举到政治竞争直接选举的变化后，选举人团制的宗教意味逐渐淡化，人民主权的世俗意味逐渐强化。这使得总统在美国履职的义理，自建国以来没有发生变化，即总统履行其职位，是以“超凡主权”的名义来行使人民主权的权力，这是一种正当性安排；但从总统的实际产生过程来说，总统挑选自19世纪以来逐步完成了由人民主权对“超凡主权”的替代，到今天已完全是世俗政治的合性法安排的产物，即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得挑选总统发生了由精英推举到民主选举的变化，这也让总统的德能越来越难得到保证，一些道德品性和实际能力不佳的人，却因为善于调动民意而有可能当选。

在“超凡主权”退隐的时候，也是民主战胜共和、大众主义战胜精英主义的时刻，以往通过“天意”观念所达成的均衡即“中道”精神，也已被民主主义和大众主义的单线条意志所损坏。权力制衡和共和主义是“中”的体现，它不希望看到政治权力和精英意志压制了民众愿望，也不愿意放任民众意愿完全左右了政治选择和藐视了精英团体的理性判断，无论对精英还是民众，“中道”精神所追求的都是自由与约束的平衡。

人民主权观念及其实践在当代美国的胜出，也是自由主义的胜出，这是相当程度上也是拜霍布斯所赐。他主张国家权力来源于政治契约，看到了多个主权者并立和没有决断意志所带来的政治困境，他主张世俗君主以自然法为依归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并不是依靠“上帝”的在场提供正当性。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主权者，是一种神圣的存在。霍布斯的思考是现代民族国家式的，他不再将君主权力和公民权利与“上帝”挂钩，其政治哲学又为通向自由主义打开了大门，自由主义政治在当代世界所导致的一种政治结果，乃是“民族国家”反对民族国家，即政治契约的瓦解。

（本文原载于《学术界》2021年第2期，全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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