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在一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职权事项评估座谈会”上，广东省江门市几个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主任提出，希望县直部门收回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行政处罚权。但鹤城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主任李建明认为应该保留，他说“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情形在我们镇比较突出，（相关执法权）是我们日常管理一个很好的抓手”。

江门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科副科长肖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考虑到基层的实际需要，这项职权最终被保留下来。

这已经是江门第二次对下放给镇街的行政执法权进行全面评估、调整了。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多地行政执法权正在从基层收回。比如，北京决定收回包括城市道路管理、建筑垃圾管理、控烟、噪声等20项下放到乡镇（街道）的行政处罚和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职权，由原县区相关执法部门承接；河北将原下放和委托街道办事处行使的87项行政处罚事项缩减为47项。

这轮行政执法权的下放始于2019年，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提出将点多面广、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接的审批服务执法等权限赋予乡镇和街道。此后多地以指导清单等形式下放行政执法权。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员陈明辉曾对行政执法权下放街镇后的使用情况进行调研，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行政执法权的下放有效缓解了基层“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等治理难题，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确实需重新评估调整，进一步做好规范和保障工作。

收回部分下放执法权

江门市第一次对下放到镇街的行政执法权进行动态评估，是在2022年。此前两年，江门将838项由县级部门行使的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镇街，包括城市管理、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七个领域，主要是镇街易发现、易处置，且比较简易、便于镇街实施的事项。

肖黎回忆说：“当时市领导对这项工作很关注，说下放了之后，你们要进行一个全盘梳理，如果有镇街不能承接的，或者不合适下放的，你们要收回来。”

2022年5月开始，江门市司法局牵头各县市区及相关部门对下放的行政执法职权进行全面梳理、评估。

一批镇街暂时没有能力承接的事项被明确收回。比如，原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对食品摊贩经营禁止经营的食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因“风险性较大，专业性比较强”被收回了；“有假冒伪劣重大嫌疑的商品以及有关原材料的查封”等事项，也因“镇街缺乏相应设施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无法检测评估”而被收回。

另外，一批有合法性障碍的执法权也被收回。2021年，我国行政处罚法进行了修订，其第二十四条明确提到，交由镇街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应当是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而广东省生态环境领域实行的是垂直管理，各生态环境分局属于市一级的派出机构，因此这一领域的25项职权被全部收回。

收回的过程伴随争论。李建明曾向上级部门提过意见：“鹤城镇有很多工厂，多多少少都有偷排污水等情况，收回后（执法效果）肯定没这么好的，（生态环境局）从县里到镇里最快的也要40分钟，远一点的要一个小时，偷排的早就排完了。”但最终，此类执法权还是被收回了。

事实上，基层的需求是当初下放行政执法权的题中之义。陈明辉说，执法权下放的缘起和动因，是缓解“最需要拥有执法权的基层政府能够发现问题却没有权力解决问题”的现状。

早在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就提出，要“下移执法重心”，区级城市管理部门可以向街道派驻执法机构。当时，多地城管局向镇街派驻了城管中队，以便进行城市管理类的综合执法。

不过，执法权的所有者仍是隶属于区城管局的城管中队，而非镇街，因此执法的“最后一公里”并没有真正打通。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要求按照依法下放、宜放则放原则，将点多面广、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接的审批服务执法等权限赋予乡镇和街道。

在政策指引下，多地将一批行政执法权下放到镇街。根据陈明辉的统计，截至2024年6月，全国共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制定了下放给街乡的行政执法权清单或指导目录。走在最前面的是浙江、北京、上海、江苏、福建这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广东、天津虽然没有制定省级下放清单，但其市县级政府在推动执法权下放改革方面着力甚多。从行政执法权下放的数量来看，各地政府下放的行政执法权数量从几十到几百项不等。浙江作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引领者，下放给乡镇和街道的行政执法权高达684项。北京、上海、江苏这三个省级行政区经济较为发达，街乡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好，其下放的执法权数量也有400项左右。其他中西部省份下放给乡镇和街道的执法权数量则要少得多，基本上不超过200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