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全国各地都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如果它可以买卖的话，那就对我们现有的住房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当前，农村“三块地”政策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点上。全国土地流转大概已经有了百分之三四十了，其中有自发流转也有规划流转。所谓规划流转的，一般来讲是有村里面出租人流转给村里面。给农户定好五年或者十年的合同，有人再出手转包这个土地，200亩，500亩或者1000亩不等。

新的农业经营着通过土地流转而获得土地，就获得了经营权。经营权和原来的承包权之间是有张力和矛盾的。从转包者的角度来讲，租金当然越高越好，而且租金随着市场走，租金他肯定想要高一点，周期要短一点。对经营者来讲正好反过来，经营时间最好长一点，而且租金也最好稳定下来就不要动。

也就是说，你不管我种什么种出来，比如你一亩地给我500，哪怕我种出来一亩地变成了5000，那也不要眼红。

土地流转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生，如果真要讲法律的话，法律重点保护的是承包者，还是经营者？答案是承包者。

为什么要重点保护承包者？因为这个地还是农民工承包的土地。如果他在城里面失业了，他还要回来的，在农村还有一个保障。尤其是对四五十岁的农民工，在转租土地的时候特别想合同一年一签，合约越短越好。

但是承包者一看经营者经营得特别好，眼红的话，比如两万卖出去的地，产出了十万多，他就想再分一点，一旦诉诸法律，法律却不能保护经营者的利益。

但是如果从经营者的角度看，租期太短的话那他就不要了。以前我们通俗的说法是要耕者有其田，现在是“耕者无其田”。因为他的地是租来的，是个“佃农”。佃农的那种农业经营方式就不是一般的小农业了，而是规模化的资本农业。它的投入完全是为了产出，是完全商品化的。所以它相当于一个农业企业一样，为了赚钱，是有利润最大化诉求的。

新的农业经营者，流转了几百亩土地之后，为了预期的利润要进行大规模投入，这就叫做资本性的农业，这种类型的农业就极有可能就发生比小农经营那种更紧迫的贷款问题。资本农业在投入前期，为了盘活资金链需要从银行里贷款。

涉农贷款（@视觉中国）

那么贷款的时候他用什么来抵押呢？经营权它能抵押吗？这不是他的。所以农业经营户因为贷款用来抵押担保的抵押品是什么，这个问题比较尴尬。目前他只能说用农业设施投入来抵押了。

总而言之，首先，现在农村土地政策改革处在关节点上。首先是经营主体的变化，如果经营土地的主要由本村组成，那么搞一个类合作社性质的组织可以比较好解决，如果有外出资本或者资本下乡，问题就比较复杂，那就不是单纯的家庭农场能应付得了的。

关于如何盘活土地存量的问题，地方上也在想着如何突破，未来怎么走，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观察者网：农民工进城是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对这个观点您可否再具体辨析一下？

曹锦清：对这个问题，我要特别强调中国农民的劳动能力问题。也就是农民工们赋予这个工作和赚钱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我特别重视，因为我们毕竟有2.88亿、近3亿的农民工，我们的整个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是农民工干出来的。

这些劳动者只要有改革开放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它，哪怕离乡千里之外也要出去打工。

他们为什么那么努力地去打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他们为什么能够适快速适应非农业的各种岗位的技术要求？

横向各个国家一对比，搞“改革开放”的可不是光中国一个国家，这十几年全球形势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差不多，都有所谓的全球化红利。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阐释，资本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但是对比印度和东南亚，中国很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的人民，尤其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力，可以对这个机会能够做出如此灵敏的反应？为何拼了命地去挣钱？

现代工商业的各类职业，不管是低端中端的，它需要基本的技术能力，在一个工厂里面每天八小时干下来，这也需要一种极强的自我克制技能，为什么我们亿万农民工就能够适应不同技术的工作要求？我觉得这两条需要解释。

横向比较的话，近代以来那些发达国家的早期劳动力哪里来的？当然也是农村来的比较多，他们为了适应整个工厂化的劳动纪律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斗争。但是我们怎么就那么快适应了工商业的制度安排且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

2018年12月20日，安徽省六安市一处新建高楼，两名农民工冒着寒风站在缆车上喷涂墙面，辛苦劳作。（@东方IC）

我在下乡调研的时候经常问农民们，你干嘛那么辛苦赚钱，一般都会回答，我要在家乡盖房子。也就是说，别人都盖起来，我怎么盖不起来？这个盖房子是富有意义的。仅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吗？不仅仅是这样。这是农村社会地位的一种比较。我干的比你好，房子盖得好，那么地位就比你高，也就是说，这个地位是可以流动的。

我又问，你盖完房子了，为什么还要辛苦赚钱？答案一般是子女教育，一定要把子女送到大学去。为了在农村的地位提升，为了子女教育，他们要拼了命地干。我在全国各地调过好多农民，都这样回答我，那就不是偶然的现象。

通过子女教育来改变整个家族地位，这样一个传统是很久的，起码从宋朝初期以来就形成了。

我这几年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注重对宋代农业和农村的考察。中国的历史从宋代开始，土地流转加快了，所以有句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辛弃疾的词里有这么一句：千年田换八百主，说的就是这个现象，围绕着以土地财富为中心流转加快。

土地流转的加快带来的是社会地位的流动加快，通过辛勤劳动，贫农就可以可以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原来的世家大族大约在五代就退出舞台了，唐代的门阀制度源于魏晋。魏晋文学里面充满了文人各种的牢骚怪话，就是因为上升渠道狭窄，社会流动性不强。门阀制度在宋朝彻底被打碎了。而且唐代的取士是双轨制的，是门阀加科举。

宋代则一般只讲科举。而且宋代以后印刷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造书的成本就降低了，制作经典的成本也降低。贫寒子弟利用家族的力量完全可以买的起书，宋代以后的官场官职的流转也加快了。

这两个加快也意味着商品经济也发展起来了。总而言之，我们的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那种空间扩大起来了，这就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劳动者的一般性格。

如果你到山西平遥或者安徽的徽州走一走，就会发现当地有很多豪华的古宅子。当地的经济条件总体比较落后，山区地带怎么能盖得起那么豪华的房子呢？山西有晋商，安徽有徽商。古代商人相对来说地位比较卑微。他们经商的动机一个是买地置田，还有就是子女教育。

再把明清两朝的历史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个群体强烈的商业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南宋 马远《西园雅集图》

再把这一点和西方的新教伦理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出我国劳动人民劳动的背后是赋义的，不同的民族，不同时代，不同的生产方式，这个意义可能不一样。

和印度比，我们没有种姓制度，而且宋以后就没有了等级制度，阶层是可以流动的。宋以后我们整个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表达它。西方的那些社会形态的概念，不适合于归纳我们的宋代以后。

浅薄的经济学家不能解释人口红利背后的伦理根源，因为对比印度，他们的劳动力比我们更廉价。而且在建国前，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人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他们把中国人称之为黄祸。

第一波“黄祸”是匈奴人，第二波“黄祸”是蒙古人，20世纪以后的中国人是第三波“黄祸”，主要因为西方人发现中国劳动者特别勤劳。

每个人只要生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父母们就这样教导孩子用功读书，它赋予劳动和教育这两个东西来改变地位，努力工作就可以出人头地。

另外一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积累优势就是，义务教育普及到穷乡僻壤，普通话开始真正普及。